2023年计划生育会彻底放开吗（清华教授：建议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国家统计局于今日（2023年1月17日）发布最新数据，2022年末我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首次跌破千万，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六十年来我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2021年5月31日，中央召开会议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是我国对人口政策的重大修正。

“三胎政策”的出台非常关键。目前出生人口增长依然疲软，因而可以考虑进一步松绑生育政策。比如，在一些人口减少显著的地区如东北，试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以观政策效果，再进一步考虑是否进行更大范围政策推广。各级政府也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生育，全面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对于威胁或试图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的基层工作人员应予以严惩。

一、马尔萨斯错了吗

马尔萨斯理论中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贝克尔（Gary Becker）在其6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并提出了新的家庭、人口理论。但是，至80年代初人口政策制定时，贝克尔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重大修正在我国还未广为人知。

马尔萨斯虽然一般被称为人口学家，但他事实上是世界最早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实际上提出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马尔萨斯增长模型中，土地是核心生产要素，但其总量是固定的。如果人均消费提高，则人口增长率会随之提升，但人口增加会使得人均土地面积下降，最终导致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下降并重新回到以前的低水平——换句话说，任何技术进步带来的初期经济增长都会因为人口的相应快速增长而使得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逐渐下降并维持在低水平，最终仅仅获得了更多的人口。这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理论比较好的总结了前工业时代和以耕地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动态。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事实上对我国80年代初期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高增长率似乎验证了马尔萨斯理论的正确性。因而，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并取得持续经济增长，尤其是如何提高人均收入成为当时人口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1980年9月，我国开始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两个正好”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是我国对人口政策的重大修正，意义极为重大。

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这是个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人口减少的忧虑将长期萦绕在国人心头。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当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提高，那么医疗水平、食品丰富度随之提高，进而提高人口增长率。但事实上，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随后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在经历初期的经济起飞和人口增长后，各国的人口增长开始趋缓，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显然是和马尔萨斯理论完全相反的。马尔萨斯的增长和人口理论是对前工业社会现实的精妙总结，但明显并不适用于处在深度工业化之中或之后的现代经济体。

二、贝克尔的新人口理论：家庭论

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初，通过分析研究与马尔萨斯理论相悖的各国现实数据，提出了新的人口和家庭理论，重点是围绕家庭对生育的自主选择进行更为细致的经济学分析。

贝克尔提出的新体系包括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提高，家庭将减少孩子生育数量并转向提高孩子的（培养）质量，也就是更加注重对孩子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贝克尔的这个理论事实上也和我国最近一些年的社会、家庭、人口实际动态基本相符，不禁令人有拍案叫绝之感。

对于起飞阶段的现代经济体以及工业化社会，贝克尔的人口理论显然比马尔萨斯理论更具解释和预测能力。当现代经济起飞后，逐步经历工业化、城市化，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引发生养每个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进而导致家庭自主调整其生育决策，人口增长往往会自动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中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贝克尔（Gary Becker）在其6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并提出了新的家庭、人口理论。但是，至80年代初人口政策制定时，贝克尔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重大修正在我国还未广为人知。如果在80年代初，能够充分参考贝克尔新人口理论，那么采用较温和的人口政策将会更加符合我国的人口走势。

三、人文社科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国家发展乃至人类未来进程至为关键。贝克尔科学理论创新的核心思想在于“真正把人当人”：即从微观机制层面出发，去深入研究人们的自主、内生决策过程，探究包括在生育、对孩子教育投资等方面的家庭自主选择和决策，而不是把人当做只能被动迎合历史经验数据曲线的“机器人”。在80年代初人口政策制定时，过度沿用历史经验数据并基于以往（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时代）数据进行预测，会导致对我国人口未来动态估计的偏差——最重要的是，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即人是可以进行自主选择的，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及时调整自己对婚育等的选择。这也是包括贝克尔在内的杰出社会科学学者对人类认知的重要贡献，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无法替代的。

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应该更好的反映社会经济变迁并用于辅助相关政策制定。贝克尔正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大师，曾被纽约时报评为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scientist in the past 50 years）。笔者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有幸得到他的指导并深受其思想方法的影响，同时也在努力把这种科学研究精神与理论创新思想尽量融入到当前的教学科研之中。

经济学家不能故步自封，需要针对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及时修正或提出创新性的理论，才能更好的辅助政策制定。在政策制定时，也要努力寻找和比较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工具，关注最新的理论进展，参考各国及多方经验，因为那是人类发展曾经留下的宝贵足迹。

自然科学、工程与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非常重要，近年来也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科基金等的大力支持。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支持至为关键，这些重大问题往往关系国计民生、民族和国家的长期走向。

文\谢丹夏

参考文献

谢丹夏教授最新英文专著

Palgrave Studies in Risk and Insurance

Alternative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 Applications in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Hard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