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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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褓里熟睡的儿子模样十分清俊。也许是一种灵性的感应，在我含着激动的泪水，注视着他甜润的脸庞的时候，儿子冲着我微微一笑，那样子生动可爱极了！孩子天真无邪的一笑，把我的思绪牵回了我出世时那个不平凡的岁月。
1967年8月13日凌晨，当启明星把孤独而明亮的光辉，照射到沈阳市202部队医院的窗棂时，我在这家医院的地下室里出世了。当时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两派武斗，时有枪战发生。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心情特别紧张，因为街上正发生激烈的枪战，正常的产房不能接生，接生的医生只能在“当权派”的监视下，把母亲和其他几位产妇转入医院地下室。
母亲上产床的时候慌乱得连鞋子都没有脱，她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孩子来到人世间会是什么感受？就这样，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我聆听着室外清脆的枪声，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
“是个男孩呢！”妇产医生抱着我弱小的身躯，对我母亲说。母亲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看了我一眼说：“模样长得像他爸，柔弱的身体像我。”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笑容是世界上最温柔、最美丽的。我凭着母亲向我讲述当时这段离奇的经协历，产生了这样幸福、美好的联想。
完成接生任务的医生立刻被带走了。第二天，母亲抱着我离开了医院，住进部队招待所。招待所没有人，空荡荡的，隔壁是一个装粮食的大仓库。夜晚，母亲害怕武斗时枪弹打进来误伤我们母子俩，就把床脚垫高了半米，抱着我睡到了床底下。那一晚，我和母亲睡在床下，听着窗外呼啸的枪声，熬过了担惊受怕的一夜。
刚来到人世的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我出生的第一天，他只来看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父亲第二次看我的时候，是来告诉母亲，说城里到处都在武斗，太危险，让母亲带我到乡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这样，母亲抱着我，来到清源县一个普通的村庄。
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可论身世却是地道的朝鲜人。父亲金永哲，是朝鲜平安北道咸辛人；母亲韩至善，出生在韩国山一个商人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娇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母亲的父母被炸弹夺去了生命，惟一的哥哥又失散了，母亲只好跟着大姨逃难来到中国吉林省磐石县一个朝鲜族家庭生活。大姨比母亲大八岁，成了母亲当时惟 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1956年，不甘寂寞的大姨与一个朝鲜人偷偷好上了。在一个皎洁的月夜里，大姨瞒着我的母亲，悄悄与相好的人私奔到朝鲜，丢下母亲一人在中国。大姨的自私，至今在母亲心里都是个阴影。失去了惟一的亲人，母亲成了可怜的孤女。为了生存，母亲便到别人家当保姆。母亲当时年龄只有16岁，又是出身商人家庭的娇女，自然难以承受看孩子的烦琐工作，一年多时间就辗转了七八家。母亲说，那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是令她终身难忘的。
生活的磨炼，使母亲渐渐成熟起来。后来，母亲流落到辽宁省清源县。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认识了清源县的县长。县长是朝鲜族人，看到母亲很可怜，又非常聪明伶俐，加上和自己是同乡，就把母亲收养为义女。
在县长照应下，母亲进入学校念书。母亲从小会日文，学习很用功，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良好，18岁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岁那年，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当时很自卑，认为自己是个孤女，在选择对象时，只要家庭好，人本分，就可以了。父亲当时是一名军人，人长得也英俊，于是母亲就同意了。婚礼办得非常简单，只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母亲和父亲就走到了一起。可是父亲的家里一直看不上我的母亲，认为母亲长相一般，配不上他们家的儿子，觉得父亲找了母亲这样的女人做妻子是吃亏了，对母亲总是“另眼相看”。
可是，母亲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思想，从没有因为父亲家人的歧视而抱怨过，反而对父亲的家人特别好。但无论母亲怎样贤惠，始终没有改变父亲家里的人对她的歧视。1964年，我姐姐出生了，取名金香兰。因当时我的大伯家没有孩子，父亲就决定把姐姐送给大伯家来养。但送去了半年以后，大伯家没有精力来抚养我姐姐，而且母亲又特别想我姐姐，就把姐姐从大伯家接回了清源县。
当时父亲在北京当兵，每年只能回来探亲两次，更多的时间，父亲和母亲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1966年，父亲从北京调到了沈阳市，在沈阳军区作战部工作。因为母亲还没有到随军的年限，所以，母亲还是带着姐姐在农村生活。1967年，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的童年始终是在母亲的家园里度过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也许是父亲不常回家，与我们相处时间少的缘故。
母亲生我姐姐的时候，奶水充足，所以姐姐的身体一直很好，人长得胖乎乎的。我出生的时候，情况就是两样了。由于“文革”时的紧张气氛，母亲的奶水被“吓回去了”。母亲说我是用白糖水加面糊糊喂养大的，所以，我小时候牙特别不好。
随着“文革”武斗的不断升级，曾经帮助过母亲的清源县县长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是他的义女，加之又是韩国人，也被当做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给揪了出来。当然，母亲是一个勤劳且人缘非常好的人，揪斗母亲的时候，周围的群众都想不通，都说，这样一个善良本分的小姑娘，怎么会是特务呢？因此，造反派揪斗母亲时，一些明理的群众反而帮母亲的忙，与揪斗母亲的造反派抗争。有时候他们让我母亲偷着跑出来，回家照看两个孩子。当时我姐姐只有三岁，我两岁。母亲回到家，看见的往往是满炕的屎尿，姐姐在炕上睡着了，我爬在门口的地上睡着了，而且我的耳朵和脸上都是屎。母亲看到眼前的情景，什么都来不及多想，只是尽快劈柴、生火，烧了一大锅热水，把我们从里到外清洗干净。母亲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的睡眠只有两三个小时，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挨批斗，但母亲从无怨言，始终把我和姐姐拾掇得干净利落。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坚毅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军人，每次回家，很少主动帮助母亲做事。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一次，似乎一旦抱了孩子，就损伤了他军人的尊严。父亲在部队很红，并且有一个红得发烫的绰号—“金马列”。以致后来我们家搬到沈阳城，每次全家人一起逛街，父亲总是一个人背着手在前面独自行走，而母亲却牵着我和姐姐在后面走，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往后的日子，父亲就更少回家了。因为当时母亲有海外关系，被打成特务。父亲是军人，自然要与母亲划清阶级界限。


1967~1977：童年记忆“老猫”和小猫（图）


我在三岁的时候就记事了。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每天早晨，姥姥领着我站在村口的路上，看着农民向田野走去。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稻田里的农民始终是弯着腰的。
姥姥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眼睛大而乌黑，说话的声音清脆响亮。姥姥家养了两条狗和一只猫。那猫的眼睛长得和姥姥一样漂亮。看着猫的眼睛，我觉得姥姥仿佛就是猫变的。姥姥像一只猫，而我，就等于整日被一只“老猫”和小猫看护着。姥姥非常喜欢我，经常在邻里面前夸我聪明。我三岁的那年冬天，姥姥给我缝制好了一件棉衣。该挖扣眼时，姥姥叹息着说：这棉衣，挖了扣眼，冷风就容易钻进来，但这扣眼又必须挖才行啊！
姥姥犹豫着，希望想出其他的办法。我灵机一动，在姥姥的针线包里翻出一个暗扣，递给姥姥说：“姥姥，安上暗扣，就不用挖扣眼了。”姥姥眼睛一亮，说我的脑袋瓜真聪明，这么小的年龄，就能想出大人想不出的办法。
从小时候起，我和姐姐在个性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姐姐爱哭，而我从来没有哭过。我是个乐天派，特别懂事，人见人爱。后来，我上了幼儿园，被圈在了园子里生活。在幼小的心灵里，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希望什么时候能拆掉这座园子，依然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我还有个最大的心愿，希望我的妈妈是一个卖冰棍的。因为幼儿园隔壁就在做冰棍，二分钱一根，白糖水做的。那年月，能天天吃一根白糖水的冰棍，对我来说，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啦。
我在幼儿园时就能歌善舞。节日里，常常被幼儿园老师指派做领舞的主角。我四岁第一次上舞台，当时是背诵一首赞扬《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儿歌。我走上舞台，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向我鼓掌、向我笑。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场面，一句台词也没念出来，就哇哇大哭起来。老师很着急，拿出一只苹果放在我手上，想用苹果安慰我，但我还是哭个不停。最后，老师只好把幕布拉上，露出个一米宽的缝，让我站在缝隙中间表演。有了这样的保护，我才带着哭腔，把这首儿歌勉强念了出来。也许正是这条一米宽的缝，奠定了我将来走向世界舞台的基础。
幼儿园的时光变得渐渐可爱起来。通过第一次上舞台的锻炼，我胆量就越来越大了。我一天到晚都快快乐乐，又唱又跳。我妈妈的同事们都说，我像一个活脱脱的小女孩，根本看不出男孩的个性。我非常喜欢听这种赞美我像女孩的话。说实在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自认为有着比女孩还要丰富细腻的心理感觉。记得我第一次看舞剧《白毛女》回到家，就兴奋地跳上炕台，把被子搬开，踮起脚尖，学起了白毛女跳的芭蕾舞蹈动作。而且，我还把枕巾套在头上做辫子，一边哼着歌曲，一边尽情跳着，一招一式都学得有声有色。看了舞剧《白毛女》，我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优美的舞蹈、这样好听的歌曲。印入脑海的机缘就是这样，往往一个新鲜事物的触动，就会激发出你新的欲望、新的憧憬。


1967~1977：童年记忆喜欢闻男人气味（图）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了性的意识。在三岁以前，我总是跟着妈妈到女澡堂洗澡。我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害羞的心理。到了五六岁时，妈妈让我跟父亲到男澡堂去洗澡，我却感到不自然起来。第一次进男澡堂，我特别紧张，感到男人怎么都那么丑啊！但经过一两次后，我觉得我喜欢观察男人的身体。而且，我喜欢经常到我自认为有好感的叔叔身边去泡澡。
有一次，我妈妈有一个做纺织女工的同事，请我和妈妈到她们乡下去。我跟妈妈去了以后，在乡下住了一晚上。纺织女工有个哥哥，20出头，人长得非常英俊，一脸络腮胡子，我称他舅舅。晚上，我自然和“舅舅”同睡一床。能躺在一个英俊男人的身边，我由衷地感到幸福。我还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闻到男人身上的气息时，我就觉得，这是我需要的，我喜欢的。所以，每当妈妈说要到这个舅舅家里来的时候，我觉得比什么事都高兴，就想跟他靠近。
这时候，我父亲家有了很大的变故。当妈妈有了我和姐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希望父亲家里能帮上忙，也就是希望我奶奶能帮忙带带孩子。可是我父亲的哥哥（我大伯）始终对我母亲有看法，看不起我母亲，于是从中作梗，不让奶奶来我家看孩子。记得有一年，我妈妈当时正挨批斗，生活实在太辛苦，就把姐姐和我送到大伯家，让奶奶照看着我们姐弟俩。我和姐姐在大伯家住了两个月。有一次妈妈来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不懂规矩，把筷子插进盛米饭的碗里。按北方的风俗，给死人上供的时候才把筷子立起来插进米饭里。但我那时才三四岁，不懂这些规矩。我的这个举动被坐在桌子前的大伯看见了，大伯上来抡起巴掌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我莫名其妙，两眼直冒金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妈妈进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特别难受，但妈妈还是控制住了内心的感情。大人打孩子，永远都是对的。我妈妈默默在心里平衡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但我在心里对这个耳光记得特别清楚。我奶奶也不敢言语，因为我爷爷死得早，我爸爸是次子，大伯是长子，长兄如父，说什么算什么。当时妈妈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内心却在激烈波动。妈妈想着我和姐姐寄人篱下的苦处，觉得不能让孩子再受委屈，即使自己再累、再苦，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于是，妈妈又把我和姐姐从吉林磐石接回清源县。
小时候，我有个特点，喜欢到处走。你带我到哪儿都行，只要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哪怕是去山上拣柴，我都愿意去。只要能走动起来，我都特别兴奋。我手上有七个斗，算命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七斗八斗到处走”。真像我的命运。现在我就是整个世界，来回走，算是应验了算命先生的预言。
我喜欢坐马车，因为我从小就觉得马特别性感，喜欢看马。在动物里面，我怕猫，心里老觉得猫是老虎的缩影。但走夜路的时候，我不惧怕黑夜，而且，两眼总喜欢往黑暗的地方看，总感觉那黑暗的地方有个东西，在看着我。我相信那里的确有一种自然的东西在看着你，这东西是你永远看不见的，而它却能够看见你。它永远在黑暗的地方，孕育着神秘。我对黑暗特别敬畏，对鬼神之说也比较尊重。每当农民送葬烧纸，我都觉得特别好看；每当听到他们唱起丧歌，我都觉得特别好听。我没有恐惧感，但这种感觉我不敢告诉别人。晚上，当看到送葬人在坟墓边烧起纸火的时候，阿姨吓我，说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会被鬼火抓去。但我无所谓，心里反而觉得那鬼火特好看，它们一簇一簇地跳动着，色彩斑斓，我能从中看出美感来。但大人的感觉是相反的。
那时，我还特别怕吃桃子。因为大姨给我讲了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吃了没有洗过的桃子，浑身就长满了桃子上的细毛。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就一直惧怕吃桃子，看见桃子浑身就发痒，老觉得吃了桃子身上会长出毛茸茸的细毛。
童年的岁月，是充满天真趣味的。后来到了沈阳，我奶奶已经很老了，得了半身不遂的病，这时候，我大伯才把我奶奶送到我们家。所以，我妈妈除了照顾我和姐姐，还承担着照顾半身不遂的奶奶的重任。本希望奶奶能帮我们家的忙，但直到奶奶不能干活了，大伯才把她送到我们家。所谓的亲情，竟然这样冷漠、功利！
这时，我父亲又被调到大连去工作。我在幼儿园上全托，妈妈带着姐姐和奶奶在家里生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小的时候，母亲就特别重视培养我和姐姐。她送我姐姐去拉小提琴，还带着我陪姐姐去上课。但我姐姐对音乐一点也没有感觉，而我看着姐姐上完一堂课，回来就会拉“哆来咪发索”。后来我还去学吹笛子，但都没有学成器。母亲并没有因为我和姐姐没有学成乐器而放弃培养的目的。母亲的哥哥就拉小提琴拉得很出色。母亲有这样的意识，她觉得孩子应该有特长。她总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要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因而，母亲既要培养我们学艺，又要伺候半身不遂的奶奶，当时生活过得很艰难。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听到母亲抱怨哪怕一声。
时光荏苒，我结束了幼儿园的生活，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姐姐读三年级。我和姐姐在沈阳一家朝鲜族学校读书。学校离家很远，走路要40分钟路程。坐公共汽车，20分钟就能够到学校。但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比较拮据，没有钱买月票乘车，每天只能由姐姐带着我步行到学校。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一下大雪，路就不好走，步行到学校就非常困难。母亲对姐姐下命令说，必须每天带着弟弟上学。
对每天上学这件事，我总觉得对姐姐非常愧疚。因为我在家一直是被母亲宠爱着的，所以，有一种依赖性。早晨出门，我和姐姐背上沉重的书包，带上饭盒，向母亲告别后，便上路了。但等到母亲转身回家后，我就赖着不走了，要走可以，条件是姐姐必须背着我走。当时姐姐只有九岁，她哭着央求我：“快走啊，不然，我们会迟到的。”我不理会姐姐的哀求，心里只有一个目的：不背我就是不走。姐姐无奈，只好背着我，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学校走去。姐姐满头是汗，边走边哭，不时乞求让我下来走路。可是我坚决不肯下来，最多也只是让姐姐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背着我走。走到学校，我看见姐姐的头发都湿透了，直冒热气。一个九岁的女孩，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一边挎着一个书包，背上还要背着弟弟，那种情景，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回家路上，我还警告姐姐不能把背我上学的事告诉妈妈，否则，我就不去上学。姐姐回到家，什么也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儿哭。但我不是每天让姐姐背着上学，我情绪好的时候，就自己走路。每一次姐姐背我上学后回到家，都要伤心哭一阵。妈妈不解地问姐姐，家里给你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和和的，你哭什么呀？最后，姐姐说出了弟弟天天要她背着上学这件事。妈妈听了，二话没说，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这一顿打，可把我教训惨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姐姐背我上学了。
在学校，我特别聪明好学，但有一个毛病，不写作业。我觉得我已经听明白了，还写什么作业？回家就该我玩啦。我从小就有这种反叛意识。只要上课听明白了，我就开始与同桌的小朋友说话，所以，我上课时的小动作特别多，爱跟别人聊天，但每次我考试的成绩都特别好。当时学打算盘，我的手指非常灵活，还在三个学校的算盘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老师因此也拿我没有办法。不过，回到家，我老挨妈妈的打。一是因为不注意听课，二是因为不做作业。打过以后，我依然照旧，人天然生成的个性是一生难以改变的。


1967~1977：童年记忆涂个红脸蛋去跳舞

我由于能歌善舞，被选入学校朝鲜族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有18个女孩子，加上我只有两个男孩子。当时，大班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小媳妇”。我姐姐的同学也跟着起哄，说，哎哟，你的弟弟是个小媳妇啊！我姐姐劝我，让我别到宣传队去啦。我说：“我喜欢呀！”
每次跳舞，把脸涂成红脸蛋，多么美啊！我在心里对美的向往，总是带着女性化的色彩。妈妈觉得，我是个小孩，喜欢跳舞就跳吧，没把这当一回事。直到部队来学校选拔文艺人才，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要把我选拔到部队的时候，我妈妈才紧张了起来。妈妈不同意我到部队，原因是觉得孩子应当以上学为主，唱歌跳舞这种事，偶尔玩一玩可以，但不能因此荒废学业。
部队挑选文艺兵的军人到我家来，做妈妈的工作，但妈妈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希望我今后能够上大学。我执意要去部队。最后我干脆不上学，连夜写了好几份决心书，交给文工团领导，但妈妈始终没有松口。后来，我开始绝食，不吃饭，不上学，任凭妈妈打骂，始终坚持要到部队去。经过两天绝食，妈妈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去了报到处，军队文工团领导不喜欢我，觉得我的个头不高，今后也长不了太高，不会成为很好的演员。但所有的专业舞蹈老师却都认为我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然而，领导还是决定不要我。当时军队文工团招了30个文艺兵，15个男孩，15个女孩。我落选了，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妈妈很高兴。
世上的事，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过了一个月后，原先选中的15个男孩中，有一个男孩因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随父母去北京了。男孩走了以后，空缺出一个名额，这时，文工团领导不知道。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赶快把金星叫来顶替这个空缺。老师在楼上刚与我妈妈谈妥让我去文工团的事，我却在楼下不小心把胳臂摔折了。过了一星期后，我胳臂缠着绷带来到了部队。当时，老师都担心，我今后胳臂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影响跳舞。幸好我的胳臂后来痊愈了，没有留下一点残疾。
我是部队文工团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九岁，身高一米三多一点。而同批招收的文工团队员的平均年龄是12岁。我穿的是最小的四号军装，但军装的裤腰还是到了我的脖颈。所以，我只好把军装拿回去让妈妈改。就这样，妈妈给我改军装改了三年。
部队生活是严格的。被子要折叠得像豆腐块，有棱有角的；牙膏牙刷要摆放得整齐一致；还要按时睡觉准时起床。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我被战友叫醒，说是紧急集合，敌人来了！我不懂什么叫紧急集合，又躺下继续睡觉。第二天，我挨了批评，才弄清楚了紧急集合的道理。
军队训练也是严格的。每天早操跑步，我穿着笨重的大头鞋，几乎是被别人拖着跑完全部路程。跑完步，又来到练功房，进行练功排练。我们的排练厅是女子中学的礼堂，礼堂里有很多柱子，两个人一根柱子，背靠着背，用打背包的绳子，把腿死死缠在柱子上。另一条腿被老师用滑轮高高吊起来；正腿、旁腿、后腿，每次一吊就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前两分钟你还不觉得什么，而到了三分钟以后，那种韧带撕裂般的疼痛让我们叫得像杀猪似的。所以，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的半个小时，整个练功房就像屠宰场一样。女孩子不敢哭，男孩子却往死里哭。而老师就站在中间，抽着烟，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这样一练就是三年。
练完功，又穿上军装，排好队去食堂吃饭。部队吃饭不比在家里，你必须拿多少吃多少，不许剩饭，不许说话。有一次，我边吃饭边偷偷讲话，不小心，开口一笑，把饭喷吐了出去。一口粥喷到对面同学的碗里，我对那个同学说：你把饭倒了吧，别吃了。可是队长说：不能倒，给我吃了！那个同学只好恨恨地看着我，把饭吃了。直到现在，那个同学碰到我，还向我提起那碗饭的事。
我们男班13个人，我的个头最小，排在13的位子，所以，我喜欢13这个数字，我和13特别有缘，因为我的生日也是13日。
吃完早饭，回去换上衣服，从早晨8点开始，练习正统的苏联古典芭蕾舞。芭蕾舞训练完后，又开始练毯子功，就是京剧翻跟头。吃过午饭，睡一个小时午觉，起来以后，上民间舞课。学完民间舞，再上京剧、表演课程。


1977~1987：成名之路像个心灵手巧的小女孩（图）


我13岁的时候，我们的学员生活结束了。比我大的学员可以直接上演出班，可是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多一点，仍然不符合正式参加演出的条件。但我的编制又属于军区舞蹈队编制，所以，我上午仍然跟着舞蹈队练功，下午队员们去排练舞蹈，我却被安排到舞美队去工作。我的工作是去服装间帮助熨衣服，到化妆组帮助做演出的头饰。我制作头饰特别有耐心，手工活做得非常精细。化妆组的阿姨们感到惊奇，都说，这个小男孩怎么比女人还会穿头饰？而且，我一坐就能坐一下午，样样手工活做得都很到位。特别是耳环、珠子的颜色搭配，我会根据剧目的需要提出许多新奇的建议。一遇到做头饰的难题，有些化妆组的阿姨就说：“金星，还是你来做这个头饰吧。”
除了做服装头饰，我还参与舞台挂灯、打追光灯等工作。夏天，打追光灯很热，工作完毕，我最大的奖赏就是一盒冰棍。打追光灯的时候，我不仅把男孩女孩表演的剧目全部学会了，还会在心里评价，哪个跳得好，哪个跳得不好。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时间，奠定了我对舞台布局、服装色彩的搭配等实际运用的基础，使我在第一时间掌握了编导、导演的第一手资料。任何舞台效果都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有一次，团里排练一个舞蹈《金山战鼓》，表现宋朝爱国女将梁红玉的故事。后来这个舞蹈在大连参加全国舞蹈比赛获得了金奖。这是一个三人舞，由“梁红玉”领两个小儿子跳。我个头小，最多只能演小儿子。但是，连演小儿子都轮不上我。小儿子的扮演者是两个小女孩。不料，在一场演出后，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病了，所以，就在我们学员队找了三个小孩做替补，其中就有我。团里决定，由我们三个小孩去学，在两个星期内，谁学会了谁就上。学习过程中，我的旋转、翻身和其他动作都没有问题，都比那两个女孩子强。但有一个动作我不如她们，那就是一出场的扳后腿动作。我的柔软度不如女孩，扳起来十分困难，而两个女孩一出场就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开玩笑说：“金星，这个出场的动作做不到位你就不能跳。这样吧，如果你一个星期之内能把腿扳上去，我就让你出场。”队长以为，一个星期之内想把腿扳上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听了这话，我刻苦练习，就在一星期之内，我硬是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我的动作吓坏了，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毒啊，说扳上去就给扳上去了？”于是决定让我上这个舞蹈。
我一出场，果然跳得比第一组还跳得好，博得一片赞誉声。由此，中国著名编导家、我们文工团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发现我很聪明，就开始带着我。一有新剧目，就叫我去按录音。我的任务是给他放音乐。我很机灵，看到他要张嘴说话的时候，就赶紧就把音乐倒回去，重新来一遍。这位老师从我这个动作感觉到，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太有灵气了。
这位老师编排好动作的时候，无论是男孩动作，还是女孩动作，他都会先让我来试做。在我身上试验好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再交给别的演员正式排练。有时候他设计的动作很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排满族的宫廷舞蹈，我从鼓面上摔下来伤了膝盖，但这仍然没有削弱我跟老师练舞蹈的兴趣。跟着这样一个全国知名导演学舞蹈，潜移默化当中，我学到了不少编舞技巧。他既把我当女孩用，又把我当男孩用，所以，我男孩舞蹈跳得很好，女孩舞蹈也跳得很好。有这样一个大导演教授，是我的荣幸。


1977~1987：成名之路“桃李杯”上的《帕米尔牧歌》（1）（图）


1984年毕业回到沈阳军区以后，领导们看了我的汇报表演，都说：“这孩子技术不错，比以前规范多了。”但说归说，团里的演出还是轮不上我，我依然被冷落着。那时，我心灰意冷极了，想着自己从军艺院校回来，舞蹈跳得那么好，还是上不了舞台，干脆改行唱流行歌算了。于是，我舞蹈也懒得练习，天天拿着港台流行歌模仿着唱。
回到沈阳后，我可以经常回家。这时候，姐姐又参军走了，当通讯兵。家中少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寂寞。父亲永远都是那样沉默寡言，母亲总是那么勤勤恳恳地为家里操持生活。母亲总说父亲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父亲的面孔给人的印象是“一脸马列主义”。而我和姐姐的长相也很奇怪：姐姐的身材像父亲，粗壮有力量，脸长得像母亲，朴实、平凡；我的脸长得像父亲，俊俏、清秀，身材像母亲，纤弱、小巧。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男孩，但天生却有着女人的风姿，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的血脉里真正流淌的是女人的血液。
等待是无聊的。但有些时候机遇就是在你万般无奈的时候降临到你身边的。1985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准备举办一次全国“桃李杯”舞蹈大赛。这是一次全国专业舞蹈比赛，分为少年组和成年组。13~18岁是少年组；18岁以上是成年组。这时候，我的恩师宋兆昆老师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唱流行歌曲。
宋老师急了：“你有病啊！你的舞跳得这样好，唱什么流行歌曲啊！”
我说，团里不用我。
宋老师说：“这样吧，你来军艺参加‘桃李杯’舞蹈大赛。”
宋兆昆老师是我的恩师，她在我的人生艺术道路上的影响胜过了我的父母。我是一个幸运儿。在我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总有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家在关键时刻贵人相助。
第二次来到军艺，感到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为了比赛夺冠，军艺派了两名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参加比赛。女演员和我同届，名叫胡琼，是个重庆女孩，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我本来也是要留校当老师，因为我和胡琼是那批毕业生里最优秀的学生。
排练参赛舞蹈是很严格的。五个老师辅导一个学生，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做到位。宋老师为了培养我们顺利参赛，每天早晨都给我和胡琼做可口的营养早餐。来参加比赛之前，母亲对我说：“你要比赛就要拿第一，这个世界上，拿第二都没有用。”虽然母亲给我灌输了拿第一的思想，但她从来不夸我舞跳得怎样，最多说一句“比别人跳得稍稍好一点”。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才说：“你的舞的确跳得很好。”有了母亲的鼓励，我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参赛前的三个月排练中，我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舞蹈练得最好，我一定要拿第一。俗话说，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我暗暗下决心，如果这次我拿不到第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努力了。
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一次全面的技能比赛。你必须连过三关：第一关看你的民间舞，用跳、转、翻表演一段组合；第二关看你的古典舞，考控制组合，看你的身体的柔韧度和控制能力；第三关是民间舞组合，考核跳中国的民间舞蹈。只有过了三关，综合的分数到了，你才能跳决赛作品。所以，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最能体现全面舞蹈技能的比赛。后来，等我从国外回来，这样的舞蹈比赛已沾染了些许铜臭味。有些大款为了给小女孩买身份，花十万元，就能买到一个舞蹈大奖。金钱使舞蹈变质了。
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一次真正的拼杀。全国20多个专业院校，400多名选手，可想而知，竞争的激烈程度是白热化的。我当时跳的舞蹈作品是《帕米尔牧歌》。给我编排舞蹈的老师叫房进激和黄少淑。两位老师是夫妻，原是新疆军区舞蹈团的编导，“文革”前是军艺的老师，“文革”开始，他们被发配到新疆去了。“文革”结束后，他们又调回了军艺。由于房进激和黄少淑老师在新疆待了许多年，他们根据我的表现力优势，结合新疆民族风情，给我编排了《帕米尔牧歌》这个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舞蹈。内容主要展现一个牧羊少年，挥舞着羊鞭，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羊群的情景，新疆风味特别浓。当时在全国选送的舞蹈作品中，少年组里惟独我跳的是原创作品，其他少年跳的都是老作品，拿着录像带模仿跳出来的。


1977~1987：成名之路“桃李杯”上的《帕米尔牧歌》（2）

《帕米尔牧歌》的舞蹈技术难度特别大。其中有一组舞蹈动作是牧羊少年跟小羊逗趣，有一个动作设计要求我的双脚必须立起来，全身的力气运用在脚尖上，用脚尖跳舞。这个脚尖舞不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穿有专门的芭蕾舞鞋，而是完全靠两个脚指头的功力，将身体立起来。这样用脚指尖跳舞的方法，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个，因而被誉为“金星首创男子足尖舞”。我那时的功夫已接近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就像一台完美的机器，你给我输入什么舞蹈动作，我就能跳出什么舞蹈来。
整个《帕米尔牧歌》舞蹈时间是六分钟。这六分钟时间我几乎没有停下来，都是连跑带跳，表演出一连串动作。
为了更准确传神地表达新疆民族歌舞特色，两位老师还特意从新疆请来了少数民族舞蹈家吾梅尔给我进行示范表演。通过这个舞蹈，我对新疆人的兴趣大增。我觉得新疆人长得像外国人，新疆女人、新疆舞蹈特别漂亮、性感，他们的民族特征深深地吸引着我。吾梅尔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在排练舞蹈的过程中，我几乎都爱上他了。我发现吾梅尔老师跳舞的时候特别阳刚、漂亮，做女性动作的时候也性感极了！我从来没有去过新疆，通过跳这个舞蹈，我喜欢上了新疆民族舞蹈的节奏性，所以，我学得很卖劲。
为了争取拿到名次，我们研究了很多对手。经过比较，我们还是认为部队的演员技能很全面，况且只有我跳原创作品，在舞蹈起点上就胜人一筹。可是我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又缺乏一种信心。我老觉得自己个头矮，男演员个子小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如果让我跳女孩舞我会跳得非常好，让我跳纯男性舞蹈，我怕自己不够阳刚，我怎么能够完成这部阳刚作品？
演出时，化妆师给我贴上小胡子，画上胸毛，当我出台的时候，我的主课老师们都不敢看我演出，全出去了，他们的心情比我还紧张。我有个最大的特点，按圈内的话讲，叫“人来疯”。台下的人越多，越注意我，我的情绪就越高涨，发挥得就越好。观众少了，我反而没有情绪。我有着天生的表现欲。
我一上台，看见底下坐了那么多人，兴奋得不得了！前三轮跳下来，我的成绩处在上峰，比同伴男孩成绩高出0.5分。当时军艺的评委中有宋兆昆老师、陶金老师。我们军艺三个参赛者，我和胡琼是宋兆昆老师的学生，而另一个男孩是陶金老师的学生。
终于到了跳决赛作品《帕米尔牧歌》。一切都如预先料想那样顺利。只是跳到中间段，我的一个圈转歪了点，这在舞蹈过程中是很正常的。六分钟的舞蹈完成了，回到后台，我一边喘息，一边听我最终的得分。分数一一报出来了，我忍不住把幕布拉开一条缝，想看每个评委老师给我打多少分。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评委都给我高分，只有一位老师给我打了低分，把我的分数拉下来了。
比赛结束了，我把分数细算了一下，即使那位老师的学生拿满分，也无法超过我的总分成绩，第一名稳稳当当是我的了。
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
我拿到了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第一名。当时，是王光美给我颁的奖。这是我第一次拿奖。兴奋是短暂的。从北京政协礼堂颁完奖回来，我并没有多少喜悦，心里反而觉得空荡荡的。我突然感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慢慢意识到，结果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过程。但过程是最难熬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奔着结果去的。其实，对拥有结果的人来说，最难忘记的是过程。


1987~1991：留学美国第一次受挫（图）


我第一次在美国受挫折，是保罗太洛舞蹈团招生。这是一个知名的舞蹈团。当时他们要招两名男演员。一个月后，参加考试的人有80多人。练功期间，在更衣室里，我看见那些参赛的男演员的身材，各个都很漂亮，而自己瘦小的身体与之相比，实在显得身单力薄。但一进练功房，那些演员的舞蹈表现一个比一个傻。每次练习，老师都把我叫到最前面。我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一流舞蹈尖子，因而，在舞蹈技术方面，我的基本功远远超过了他们。一试下来，剩40人，从40人筛选出20人，其中有我；从20人筛选下来10人，其中还有我；从10人中选5个人，还有我；最后从5个人里选定两个人，我落选了。选上的两个人跳得并不好，而我和另外两个落选者跳得都比他们好，为什么？
后来，其中一个落选的人告诉我，因为那两个被选上的人是保罗太洛舞蹈团的学生，我们没有在他们的舞蹈团上过学，他们能把饭碗给你吗？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录用就该选最好的，怎么能这样呢？
负责考试的演员过来对我说：“你跳得非常好。”
我说了一句简单的英语：“那为什么没有我呢？”那位演员说：“本校的学生升上舞蹈团是很自然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今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报考我们的学校。”
我说：“既然你们知道我不是你们的学生，那一开始就把我刷掉多好，为什么要我跳到最后？你们这不是故意捉弄人吗？”
那位演员说：“因为你跳得好啊，我们都想看你跳。”
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最后五个人跳的时候，连保罗太洛也牵着他的狗来看。我跳完舞后，保罗太洛带头鼓掌，连声说：“跳得好！跳得好！”


1987~1991：留学美国“舞林”高手（图）


通过这一件事，我证实了自己的技术能力。
有一次，我到黑人舞蹈团学爵士舞。这个学校跳舞的学生80%是黑人学生，他们各个身材高大，而且，黑人的血液里带着的都是爵士舞血液。他们跳爵士舞，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非常自然，白人就显得弱了一点。我跳爵士舞的时候，无形中就有点自卑，因为这不是我的强项。教爵士舞的是一个矮个黑人老师，他教得特别好，有架子鼓伴奏，整个教学过程都处在兴奋状态。
突然，黑人老师叫大家停下来，他指着站在最后一排的我，说：“你过来，你过来……”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我吗？”
黑人老师说：“对，是你。”
我走到了前面。黑人老师对大家说：“嗨，同学们，我们大家看一看，一个中国小伙子是怎样跳爵士舞的。我是头一次看一个亚洲人跳爵士舞跳得跟黑人一样！”
当时我很紧张，不过，我一看美国那些学生，虽然有些动作比我好，但他们综合的一面没有我跳得好。所以，我跳完爵士舞后，所有的学生都给我鼓掌。以后，这个爵士舞学校都知道有一个跳爵士舞很好的中国小伙子。
到了芭蕾舞课，我又去纽约市芭蕾舞学校去跳。那里全是专业舞蹈人员在跳，我也不比他们差。跳现代舞，我又到现代舞蹈团去跳，同样跳得非常出色。回到家，我躺在床上想，太感谢解放军艺术学院了，太感谢部队给我培养出这样好的功底。由于有了这些扎实的功底，对付不同的舞蹈，我都能驾轻就熟。
然而，痛苦也随即开始了。学习现代舞的技术和风格我感到还很简单，但上现代舞创作课时，我感觉太痛苦了。现代舞主要表现的是思想，是从另外一个独特观念去认识肢体。在中国跳舞时，我可以说是一部完美的机器，但缺少思想和灵魂上的东西。上课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动作，老师都说我不对，力量分配得不对。他说我旁边一个学生做得好。我起初还是觉得自己的动作比他做得有劲，后来，我慢慢觉悟到，这个学生的动作的确做得很到位，自然、松弛。现代舞正是在自然状态中体现你的身体和语言。而我以前跳舞的风格是很技术性的，有点像体操了。现代舞是一种回归自然的产物，所以，我练了一段时间，都不会跳舞了。我松弛不下来。老是很紧张，提着气，如果放松，我就感到自己跳不了。老师对我说：你必须把提着的气沉下来。
气一放下，我就不会跳舞了。我有时在想，自己在中国是拿一等奖的舞蹈演员，来到美国学习现代舞反而不会跳舞了，难道是美国现代舞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反思，我对自己说：金星，放松下来，把过去拿一等奖的岁月全部忘记，现在从零开始。
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心里轻松多了。就这样，我一点一点，从零开始。以前是跳技术，没有灵魂，现在注重的是灵魂和思想，而且要摆脱以往的技术束缚，回归自然表现。掌握了这个法则，半年以后，我就很好地运用了现代舞技巧，我的技术又慢慢回来了，至此，我的现代舞的全面技术风格，又比别人高出一截。


1987~1991：留学美国重现《颤抖》

鉴于前两年的《哭龙》和《文化交流》编舞成绩，第三年（1991年），美国舞蹈节专门请我为美国舞蹈节量身定做一个作品。这是美国舞蹈节专门请有名的编舞家给舞蹈节量身定做的作品，这个作品是属于舞蹈节的。为了舞蹈节这个作品，他们选了四个编导：一个是苏联彼得堡歌剧院的著名编舞家，50多岁了；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是委内瑞拉的；还有一个是我。四个编导，每个人只给你15分钟时间，利用六个月时间进行编排。这个节目虽然不评什么奖，但从节目出场的顺序，可以看出节目质量的等级，然后从中评选出年度最佳作品。
说起编舞，我不由得想起在纽约跟舞蹈大师玛瑞露易斯学习舞蹈的情景。一天，玛瑞露易斯突然把我带到编教室，拿一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说：“金星，你看一看这盘录像。这个舞蹈名字叫《似曾相识》。”玛瑞露易斯给我看的是中间第二段，名字叫《颤抖》。《似曾相识》是玛瑞露易斯在57岁的时候给自己编的一个作品。由他自编自跳，当时在美国演出引起了轰动，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品。整个舞蹈是在西班牙吉他伴奏声中，一直颤抖着完成的。
我看完了作品的录像后，玛瑞露易斯对我说：“金星，你把这个颤抖的舞学下来。”
我有点不明白，问：“你是让我来跳这个舞吗？”
玛瑞露易斯说：“是的。”
虽然面对大师，但我还是直言不讳地说：“这个舞太不适合我了。你看，又没有什么大跳、旋转，根本发挥不了我的技术。”
玛瑞露易斯笑着说：“金星，你现在不需要技术了，你有足够的舞蹈技术，而且你的舞蹈技术，足够你下半辈子享受的了。你现在需要的是风格。”
当时我对玛瑞露易斯的话不理解，我想，既然是老师的指令，那就学着跳吧。于是，每天下午我发挥模仿的天资，模仿一个57岁的老人跳舞的姿态学跳《颤抖》，一个星期后，我对玛瑞露易斯说：“我学完了，你要看一看吗？”玛瑞露易斯停下排练，说：“好啊，好啊，我们坐下来看金星跳《颤抖》。”
玛瑞露易斯放起《颤抖》的音乐，我便模仿着把《颤抖》跳完了。《颤抖》舞刚一结束，全体演员情不自禁为我鼓掌，我看了一眼我的老师玛瑞露易斯，他竟然激动地抹起了眼泪。
玛瑞露易斯感叹地说：“哎呀，这个作品已经好多年了，我以为已经进博物馆了，不会有人跳啦，没想到你把它完整地跳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舞世界上很多人想学，包括世界著名芭蕾舞演员留利也夫也要学这个作品，当时我没有教给他，因为所有的人想学，我告诉他们：这个不是舞蹈，这是一个人生的阅历，一个人生的经验，人不过40是跳不了这个舞蹈的，没想到你给我跳了出来。你想跳这个作品上舞台吗？”
我惊讶地问：“我有这个荣幸吗？”
玛瑞露易斯说：“好吧，过两天我给你排练。”
玛瑞露易斯给我连续排练了三次，排练的过程中，我刚开始加了许多感情色彩在里面。玛瑞露易斯看后纠正我说：“这个舞就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没有目标，没有后悔，也没有选择，就是很自然的一种抖动状态，你不要赋予太多的情感在里面，你就按照人的自然生理状态进行颤抖，它是一个瞬间的状态，把它扩大就可以了。”过了一个月，正好赶上我们这一批编导班的学员毕业，消息就传出去了。说有一个中国男舞蹈演员金星，要重新再跳一次《似曾相识》。
演出那天，纽约所有的舞蹈记者全来了。我的作品是压轴戏。我跳之前，玛瑞露易斯很兴奋，他先出场，做一番简单介绍，说：“我今天特别激动，这个作品我以为已经进了博物馆了，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把它跳出来了。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作品有多少理解，但是他跳出了我要看到的东西。”
玛瑞露易斯说完话，走到舞台旁边，看着我走上舞台。这个舞开始没有音乐，等我的动作起来，音乐才慢慢进入，像血液缓缓流进人体一样。我的老师玛瑞露易斯亲自为我放音乐，他要把音乐放得像血液缓缓流进我的身体一样，创造出逼真的效果。
我跳完以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你知道吗，你跳的时候，老师在台下跟着你一起跳呢。”
一曲《颤抖》跳完，全场掌声雷动，又是跺脚，又是喊叫，时间长达15分钟。这的确是一个大师之作的舞蹈。第二天，《纽约时报》舞蹈专栏专门发表了评论我的文章，说一个中国天才，把《颤抖》重新带到我们观众中间。我由此连续三年被《纽约时报》评为现代舞追踪的目标，并从我的表演、创作进行跟踪报道。这个作品奠定了我在纽约舞蹈界的地位。所有的人都知道金星跳得好，而且不是一般所说的跳得好，他对作品的阐释超越了年龄界限。
我的老师玛瑞露易斯把《颤抖》的演出版权给了我。这个作品是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它除了教会我怎样去表演，而且还告诉我创作现代舞的基本宗旨和定律。越简单的东西越难编，越简单的东西越能说明问题。复杂、花哨容易，简单、明了却很难。这就跟我们中国的古文特别像，不需要长篇大论，絮絮叨叨的，一个字，全说明白了。
每当到外国去跳独舞，我就经常推荐我老师的这个独舞，说：“我能不能跳《颤抖》？如果能跳这个独舞，我宁可放弃自己创作的舞蹈。”而且，现在跳和我当时24岁跳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内心更丰富了，每次跳都有新的感觉。我记得第一次回国给我的学生跳这个作品，所有的学生看着我跳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激动、特别激动。的确是大师之作。《似曾相识》一共五段舞蹈，《颤抖》是其中的第二段，只有四分钟的时间。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四分钟时间，使我在美国舞蹈界有了一席之地。


1987~1991：留学美国我的初恋（1）

1991年，在去美国舞蹈节之前，我受玛瑞露易斯舞蹈团之约，到南方巡回演出。我们要去肯塔基、得克萨斯、旧金山三个地方巡回演出。在得克萨斯演完以后，第二天早晨要搭乘飞机去旧金山。这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宿舍。当时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是一个法国舞蹈演员，名叫古诺。我们晚上约好一起去迪厅跳舞，去看看得克萨斯的迪厅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得克萨斯的迪厅，这里人的穿着与纽约有所不同，全是牛仔裤和牛仔衣，有的还戴着牛仔帽，令我感到特别新鲜。迪厅有三层楼。我拿着一杯可乐，站在一边看他们跳。我很喜欢看人。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的气质的表现都有所不同。这时，我突然看到舞池左面音箱上坐着一个人。他也是一身牛仔装打扮，戴一副眼镜，很剽悍。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表现得非常安静。我看了他一眼，在我看他的同时，他也看了我一眼，我们俩的眼光同时碰撞了一下。我马上不好意思躲开了。等我再看他的时候，他仍然一直看着我。然后，他从音箱上下来了。他一站起来，我就吃了一惊。他的个子将近一米九八，好高的个头啊！
我第一眼看他时，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电影《超人》的主演。他朝我走过来时，我感到紧张，就从一楼上到二楼，他还在跟着我；我从二楼上到三楼，他仍然在跟着我。于是我从三楼另外一个门下到一楼，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了一杯酒，边喝边看别人跳舞。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你好，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我回头一看，又是这个高个人。我说：“我不会喝酒，我喝点可乐。”他说：“好，没问题。”
他为我要了一杯可乐，接着，我们便聊了起来。他名叫可雷•格里非斯。可雷家是一个农场主，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农场。可雷当时只有29岁，而我才24岁。我们俩谈得很投机，我慢慢就喜欢上了可雷。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高大的男人。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可雷说：“今天晚上我们能在一起过夜吗？”
我打心里非常愿意和可雷在一起，所以我说：“好吧。”
我们的饭店在达拉斯，而可雷的家在饭店40公里之外的一个叫夫托沃尔斯的地方。我们的车行驶在高架上，可雷把车开得非常快，到了他的家，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我走进他的卧室，生平第一次见到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水床，里面充满了水，会起伏律动。第一天晚上我们做爱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以身相许的感觉。我和可雷做爱的过程感觉非常好，这和与约翰做爱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同时都是主动的。以致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就爱上了可雷。
可是醒来后，我没有见到可雷，但我闻见从厨房传来很香的咖啡味道。可雷见我醒来，探出头说：“快起来洗个澡，吃了饭后我送你回去。”从他这句话，我看到可雷的变化。我原以为我们只是一夜之情，第二天早晨起来吃个早饭，打的回去就完事了。可是，可雷经过一个晚上与我在一起的生活，也真正喜欢上了我，所以又给我煮咖啡，又要送我回去。我感到我们俩的感情已经走到很近了。
可雷把我送到达拉斯，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地址。我到了旧金山的第二天，可雷去墨西哥休假。后来我回到纽约，可雷也回到了达拉斯。可雷一回到达拉斯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爱上了我，我也告诉他，自己爱上了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爱上别人。可雷表示马上要来纽约看我。
29岁的可雷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从来没有踏入纽约一步，而第一次到纽约来就是看望我。我当时问他：“你们家知道你是同性恋吗？”可雷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有女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说：“那你现在怎么跟我在一起，我可是个男孩子啊！”可雷说：“你在生理上是一个男孩子，可是我感到跟你在一起如同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没有什么两样。”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特别高兴，但心里又感到特别痛苦。可雷能认可我在心态上是一个女人，可我的生理上还是个男孩子，我们俩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但沉浸在爱河里的我们，都顾不上这些了。
我坐着大房车，到机场去接可雷。把可雷接到家，便安排他去看几场百老汇的演出。我想让他看一看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还带他去看了华尔街的世贸大厦。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上世贸大厦，就是和可雷一道去的。我们登上楼顶，俯看整个纽约市。
晚上，我带着可雷和我的一些朋友见了面。我所有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因为可雷太质朴了，但就是这种质朴深深吸引着我。纽约生活有着太多的虚假和浮躁，生活在那种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中，我特别需要一种真诚。而在可雷身上，我看到了这种真诚。可雷从不掩饰他是得克萨斯的一个牛仔，他的话语很坦然，这正是我喜欢的一种真诚。
跟可雷谈恋爱以后，我有了特别大的变化。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爱。在没有认识可雷之前，我只接触过书本上描写的爱，但我不相信，因为自己没有体验。平时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喜欢关注长得漂亮的人，心里面也喜欢别人观察我，也在等待机会，希望别人认识我，希望能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但自从与可雷恋爱后，我再不东张西望了，很多人与我打招呼，请我喝咖啡，我都拒绝了。我对自己心里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嫁出去了，别浪费时间了。”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归宿的感觉。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相信，说：“金星这是怎么啦？”我说：“我已经嫁出去了。”
那种被爱陶醉的状态完全改变了我，外界对我产生不了什么诱惑了。我们虽然相隔得那么远，但是，一心一意的爱却把我们激情的心拉得很近。过了几个月分离的日子，我实在受不了爱的煎熬，便说要搬到得克萨斯去。当时，纽约的朋友们不解地问我：“金星，你疯了，你的舞蹈事业刚有了起色，你就要抛弃它？”我说这是为了爱情！可是我的朋友还是不能理解，他们认为如果我在纽约的舞蹈跳得一般，还说得过去。而我的舞蹈跳得是那样出色，这样舍弃实在是太可惜了。他们都认为我疯了。


1987~1991：留学美国我的初恋（2）

1990年的夏天，我打点好行李，搬到了得克萨斯。可雷见我到来，感到很幸福。我们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时光后，可雷便开着车带我去找工作。到了达莱斯芭蕾舞团，我看见他们的水平太一般了，都不愿意在那里跳。到学校当老师，我又不愿意做。于是，我干脆当起了家庭主妇。我每天早晨把咖啡煮好，做一些简单的早餐，然后，目送可雷去上班。中午，我做好饭菜，给可雷送到工地上。我的做饭手艺不好，但可雷总是说我做的饭好吃。人一旦爱进去了，做什么都觉得好吃。所以，我常对现在的人说，人在一生中，一定要真正投入地爱一次，就是什么都不要管地爱一次。人如果不曾真正爱过，那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我谈了这么多的恋爱，有这么多的男人在我身边来来往往，但我真正的爱只有三次。这是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第一次。即使到我老了，没有什么爱或不爱，我也不后悔，因为在我经历当中，有过真正的爱，刻骨铭心的爱。所以，我的朋友圈里都称我对爱是“飞蛾扑火”。
我和可雷在他的农场整整待了三个月。三个月的时光在人的一生中不是很长，但却让我感到了一种真正被爱的幸福。
一天，可雷对我说：“金星，你还是回纽约吧！”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不要我啦？你不爱我啦？”
可雷说：“不是，我还是很爱你的。但是，每天我看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舞蹈节目的那种表情，我看得出来，你太想你的舞台了。如果你因为我而放弃了舞台，你将来会恨我的。我想让你永远爱我，不想让你永远恨我。你还是回去吧。”
我说：“不，我宁愿放弃舞台，也不离开你。”
可雷说：“那就等你以后老了，跳不动了再回来。”
可雷的这番话让我特别感动。
我说：“那好吧，我先回去跳吧。等我跳不动的时候再回来。”
可雷说：“好的。这个家永远有你一把钥匙。”
依依惜别后，我打着行李回纽约了。回到纽约，我们几乎天天通电话，彼此诉说思念之苦。早晨起床要通电话，晚上临睡前也要通电话，我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每天都要向对方报告彼此的情况。所以，那一年我们的电话费特别贵。两地分开，我饱受了思念的痛苦。纽约有我的舞蹈，但没有我爱的人；得克萨斯有我爱的人，但又没有我的舞蹈；当我需要性生活的时候，又没有伴侣。我打电话给可雷，说：“我们俩分手吧！你在得克萨斯，我在纽约，我们不能经常见面，我们还是做个好朋友吧！”
可雷说：“我正等你这句话呢。”
我心里一惊，问：“为什么？”
可雷说：“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们俩不是一路人。我是一个西部牛仔，过着特别简单的生活；而你是一个演员，你需要聚光灯，你需要注意力，你需要中心，这些我都不能给你。”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可雷说：“我不能说，你必须先说出来。”
我问：“为什么？”
可雷说：“金星，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对爱又是那么真诚。如果我先提出来说分手，你会受到伤害的。若你受了这个伤害，以后会不相信许多事情的。所以，我不能先说出来分手。你想，你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终于找到了一个你爱的人，我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我，如果我先提出来说：我们分手吧，你马上会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怕你受不了这个打击，而改变很多人生的态度。因为你是一个特别阳光的人。”
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挂了电话，我在屋里伤心地哭了两天。可是，不能总是哭啊，第三天还得排练去。我记得失恋那一段时间，有一次，我背着小背包走在街上，突然，我闻到前面一个男人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和可雷用的是一样的，于是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的后面走了半小时。直到那个人进了办公楼，我看不见他了，才停住脚步，然后独自坐在马路边哭泣。
这是我第一次恋爱。我想，现在可雷一定结婚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去见他一面的。我和所有结交的男朋友，都不是打打闹闹分手的。我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尊重彼此的感情付出，哪怕是我们没有缘分啦，我们仍然要好合好散。我绝对是一个好合好散的典范，哪怕只有一两天的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即使分开，仍然是好朋友。将来，我的记忆库里有一大笔值得回忆的东西。我看到有些恋人之间为了财产争夺闹翻天，就觉得太没意思了。我必须尊重我所付出的感情。金钱不会在我的感情当中产生任何障碍。


1987~1991：留学美国生命中的《半梦》

6月7日，我搭乘飞机顺利参加了美国舞蹈节。那一年的舞蹈节我自编自导了一个舞蹈《半梦》。当时，我打电话让妈妈给我寄一套《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可是，我妈妈不懂，给我寄来一些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录音带，派不上用场。我只好到中国城去转，终于买到了一盘《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的CD。《梁祝》全曲是25分钟，我把它重新剪辑了一下，变成15分钟，正好符合舞蹈节每一个节目固定时间的要求。
《半梦》开场，背景是一排可以移动的铁栏杆。独舞人站在舞台左面，头顶有一盏聚光灯。这个造型，就是我在拘留所时想出来的。为什么叫《半梦》？那是我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生命的思考。那盏聚光灯代表着拘留所里那个风扇。我 的设计是，所有的群舞演员一律穿肉色服装，独舞演员则穿一条鲜红鲜红的中国红裙子。跳独舞的瑞士女演员卓易对我说：“金星，你知道吗？我来舞蹈节前做了一个梦，我穿了一条红裙子从天上飘下来跳舞，你现在让我梦想成真了。”
卓易有一头漂亮的红色长发。在我们演出前两天时间，我们一块看其他艺术家的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喝酒。
我问卓易：“怎么样，心里紧张吗？”
卓易说感觉挺好。
我和她开玩笑，说：“哎呀，你要把头发剪了就好啦。剪短一点，或者刮光了，作品就更有震撼力啦！”
卓易问：“是真的吗？”
我说：“你这样穿红裙子，披红头发，个性就不突出了；头发刮光了，个性就显得比较鲜明。”
卓易当时没有吱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排练群舞的时候，卓易来了。她竟然真把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但是，她这样特别有个性，特别漂亮。
正式演出那天，卓易着一身红红的裙子，头上光光的，像一个尼姑，又像一个男孩子，在前面领舞。这样，性别又一次模糊了，非常有震撼力。
很多人为《半梦》的舞蹈激动着，但不知道这个舞蹈的构思是从哪里来的。《半梦》在舞蹈节上获得了最佳编舞大奖。但谁也不知道我是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完成这个舞蹈的。
《半梦》成功了，同时也成就了两个人，编舞的我和领舞的卓易。一个瑞士的女演员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半梦》获得了巨大成功，坐在台下的杨美琪校长和广东舞蹈学校的同学们都为我编的舞蹈热烈鼓掌。特别是女同学，热情最高，有的同学还流下了眼泪。


1987~1991：留学美国“画中人”

舞蹈节结束后，我得到了短暂休息。有一天晚上，我和好友斯蒂恩到一个同性恋酒吧散心。这是一个白人和亚洲人的地方。我们在喝酒的时候，我看见吧台上坐了一个绅士，年龄有50多岁的样子。他的穿着很讲究，特别有风度。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走到我身边来，说：“我能请你喝一杯吗？”我说：“可以，你也请我朋友喝一杯。”他说：“好的。”我们在一起喝了一会儿酒，聊了一些生活上面的事，并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交谈中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卡姆莱。
第二天，卡姆莱给我打电话，约我出来。我才知道，卡姆莱是非常有名的百老汇制作人。他是英国人，他的太太曾经是百老汇知名的演员。卡姆莱和他的太太已经分居了，他有一个22岁的儿子，正在戏剧学院学表演。
和卡姆莱认识后，他经常请我出来吃饭，带我去看了很多百老汇的演出。有一天晚上，卡姆莱把我带到他们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一个很帅的男孩。
我坐在客厅时，听见卡姆莱的儿子说：“爸爸，这是你新交的朋友吗？”卡姆莱说：“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都感觉很奇怪，他只顾看他的杂志，其他什么也不做。可是，当我有时看他的时候，却发现他一直在用某种眼光关注着我。他看我的神态像看一幅画一样。
我们认识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卡姆莱约了我开上车，带我到第五大道、63街一个老式公寓前，打开门，带我进去。屋里家具和所有的摆设，全是我喜欢的。卡姆莱说：“下个星期你就别租公寓了，搬到这里来住吧！”我说：“住这样的房子多贵啊！”卡姆莱说：“这是我给你买的。”我当时一听，高兴了十秒钟，就突然觉得不对了。我只要搬进来，就成金丝鸟了，就没有自由了。我既不是他的男朋友，也不是他的女朋友，我无功不受禄啊！
我对卡姆莱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接受！”
连着三个星期，我没有和卡姆莱见面。后来，我把头发剪掉了，留了一个寸头。当我再次见到卡姆莱的时候，他哀叹了一声，那种发自内心的痛苦，令我十分惊讶。
卡姆莱说：“你剪头发，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说：“太热了，当然要剪头发。”
卡姆莱说：“你不知道吗？你留着头发像一幅特别遥远、特别神秘的画，这幅画里没有性别的概念，这是让我琢磨不透、让我特别疯狂的地方。你使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我希望这样一直看着你。可是，你现在把我希望的梦想给打破了。”
我说：“是吗？”
卡姆莱说：“是的，我现在内心特别痛苦。”
我说：“对不起，你没有把你内心的愿望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在你的梦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人生生活中一个十分怪异的插曲。卡姆莱对我从不要求什么，只是在欣赏一幅他所能够看到的神秘图画。至于我留长发是否有这样的神秘感，也许只有像卡姆莱这样奇怪的人才能用怪异的眼光看出来。他给我买这样一幢特殊的房子，也许真正的用意是在陪衬我这个“画中人”，他想一直观察我，直到他的内心悟出什么结果来。但自从我剪了短发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这就是我在美国的生活。它是我来到国外后事业起步发展的地方。酸甜苦辣都有，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不但深刻理解了现代舞艺术，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活。


1991~1993：欧洲之旅品味意大利（图）


意大利这个国家是很美的。吃的好，风景更好。而且意大利的男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特别像，人也非常热情。在美国，孩子满18岁后，就要出去独立生活了。但在意大利，家庭观念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孩子没有结婚以前都居住在家里，家庭氛围很浓。有的孩子离了婚后还会回到家里。意大利人的感情色彩和中国人很接近，比如意大利面条，马可•波罗，这些事物都与中国有关。
我在意大利演出了两个月，挣了一些演出费。两个月演出完后，没有演出任务了，但你不能坐吃山空。后面两个月没有演出，也没有工作，我开始发愁了。
我的经纪人给我找了一个公寓，在梵蒂冈附近，楼层在九楼，最顶层，是一个单间，像是一间水房改建的。厨房卫生间很齐全。住在这里最大的优势是，楼顶的空间都是我的。有将近二三百平方米的大阳台，舒服极了。
每天晚上，我都上街游览意大利风光。白天，我大部分时间在睡觉。晚上12点至凌晨3点，我一个人在罗马街上散步。白天太多旅游的人，你是看物还是看人？而到了深夜，街上没有一个人，周围很宁静，这时候，世界是你一个人的。
以前没有到意大利的时候，看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的画，心里非常崇拜；但到了意大利以后，我感到他们不那么伟大了。为什么？他们只是重复了生活。因为意大利很多人坐在地铁上，一动不动，就像个雕塑一样。而且，意大利的文化气氛非常浓厚。在罗马的大街上行走，拐个弯就是个小喷泉，再拐个弯就是个大教堂。罗马城市建设得特别有艺术品位，突出了人性化色彩。他们对古建筑的一草一木都非常尊重。建筑新楼，一般都规划到城边，一进入城市中心，绝对是古罗马的感觉。甚至连马路上的大石头都是原汁原味的。他们对文化的尊重和品位，让人为之感叹！
我在夜晚散步的举动，甚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看着一个亚洲人，在罗马的街头走来走去。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每次出门，胸前都要挂一个照相机，他们看我很像一个日本的旅游者，也能稍微放放心。罗马深夜那种宁静给我的艺术熏陶，超过了别人给我介绍任何事物。我一直比较喜欢古典艺术。古典艺术是有根基有厚度的。我们从事任何艺术，都不能离开古典艺术土壤的培育。
我在美国的感觉是很兴奋，很刺激，但到了罗马以后，突然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美国是一种外在的夸张，外在的炫耀；但罗马会告诉你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品位，什么是古典，什么是人的气质。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为什么欧洲风行意大利的品牌和时装，为什么全世界的服装中意大利的最好……这都是有道理的。这不是任何人告诉我的，是我夜游罗马大街时，这座城市告诉我的。


1991~1993：欧洲之旅“我不是同性恋！”（1）（图）


在意大利巡演中，我结识了法国女孩塞尔维亚。她和我们一起跳过舞。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塞尔维亚时，她说：“金星，我在意大利找不到工作，现在一个朋友家居住，很不舒服。”我说：“那你搬到我那去住吧，无所谓的。”
在国外，男女孩同住一个公寓很正常。因为当时我想，我刚到意大利两个月，目前也没有找到工作，钱已经花得差不多啦，找个室友分摊一下房租，也是不错的。加上两个人又都是搞舞蹈的，很合得来。于是，我们就住到了一起。
塞尔维亚长得很漂亮，高挑的个子，金色的头发。意大利男人非常喜欢金色头发的女人。所以，意大利女人就算原来是黑头发，也都把头发染成金色的。但塞尔维亚的金色头发是自然原色的，很有女性魅力。
其实，当初在跳舞的时候，塞尔维亚就暗暗喜欢上我了。我们居住在一起后，塞尔维亚向我表示，很喜欢我，要与我谈恋爱。
我一口拒绝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塞尔维亚说：“怎么不可能？你是个男孩子，我是个女孩子，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嘛。”
我说：“不，我也是个女孩子。”
塞尔维亚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说：“我和你在心理上是一样的，我也想找个男人。”
塞尔维亚惊讶地问：“那你是同性恋？”
我声明说：“我不是同性恋。”
塞尔维亚第一天觉得不理解，坐在那里抽烟。还一直说：“我太不理解了，你怎么能和我一样呢？”
我说：“这是真的，我没有欺骗你。”
居住了一段时间，塞尔维亚才慢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习性，对男人的欣赏，都非常一致。我喜欢的男人基本上没有同性恋，全都是比较纯正的男性化的。
在意大利，虽然兜里没有什么钱，但我和塞尔维亚玩得特别开心。有时候下午饭都是我们俩凑钱买一份吃。一天，我一时兴起要做炒鸡蛋吃。可是煤气罐里没有煤气了，当时又没有钱去换气，我灵机一动，想用屋里的暖气把鸡蛋烫熟。于是我把暖气放倒，然后把平锅放在上面，倒上油，我和塞尔维亚坐在旁边等着油烧开。塞尔维亚问：“你在中国这样炒过鸡蛋吗？”我说：“没有。但暖气温度这样高，一定能把鸡蛋炒熟的。”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油开。
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到街上走一走，看能不能找到工作。意大利的小伙子非常热情好客。塞尔维亚对我说：“没关系，看我的。”她说着走在我的前面。
这时，几个意大利小伙子围着塞尔维亚献殷勤。给塞尔维亚烟抽，并提出买比萨饼给塞尔维亚吃。塞尔维亚说：“不行，我还有个好朋友，我们得一块吃。”意大利小伙子说：“行啊，没有问题。”
晚上回到家。塞尔维亚说：“你看，做女人办事多容易啊！只要你往街上一走，就有人请你吃饭。”我说：“这样多别扭啊，以后我们还是少这样做。”这顿饭可是吃得我胆战心惊的。
后来，我的经纪人在意大利电视台给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专门编舞的。但这些舞蹈都是很商业化的东西，非常简单，可以说，意大利电视台是全世界最差的电视台之一，管理乱七八糟。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所以，我太了解电视台是怎么一回事了。
有一天，我在电视台排练完舞蹈回去，经过一个录像棚，听见一个主持人正在做节目录像。女主持人声音特别有磁性，非常好听。她在主持一档军人的节目，里面坐了许多海军。我一看，里面坐了这么漂亮的意大利军人。因为我是军人出身，所以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女主持人长发披肩，漂亮而性感。我在心里暗暗赞叹。在我一旁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不知道吧，她原来是个男的。”我说：“她太棒了，她不像一般的主持人那么轻佻，尺度和分寸把握得恰如其分，声音也非常性感。”


1991~1993：欧洲之旅“我不是同性恋！”（2）

这个变性的节目主持人对我的影响很深。当时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了。说实话，从心里出发，我很想去问这个节目主持人变性的感受，可是又觉得这样很唐突，不好意思。但她变性的形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意大利舞蹈圈里，很多人知道我不但舞跳得好，教舞也挺好。后来，有一次我到罗马中心去练功时，一位老师说：“金星，你能为我们上课吗？”我问：“上什么课？”这个老师说：“有爵士舞、芭蕾舞、现代舞。”我说：“我教现代舞吧。”
我这一教，便一发不可收拾。学生来得特别多，一堂课有40多个学生。在国外上课，谁都可以进来听，只要你交钱。比如一堂课十美元，上课之前，每个人都把钱交到我这里来。一个人十美元，40个人就有400美元。我交给学校一部分后，收入仍非常可观。在这些学员里，只有七八个是专业演员，其他全是业余演员。胖的、矮的、高的、瘦的都有。但是，我教课是到位的，我除了把现代舞的观念、意识教给他们之外，更多是教给他们怎么去对待自己的身体，怎么去带动身体，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现代舞蹈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这对那些业余演员是最需要的。他们并不想通过练舞，可以和专业舞蹈演员一块去表演，他们只想得到一种锻炼，一种熏陶。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我的课。而我当时的体力又充沛，能一遍一遍给他们做示范，教得的确非常到位。
在这些学员当中，也有一个做过变性手术的。她有一米八的个头，但手术做得不好，看她的样子，还是个男人相，没有变化多少。因为我前两天在电视台看到那样漂亮的变性节目主持人，与眼前的变性不怎么成功的人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这样的反差，在我内心激起了很大波动，但其他人是不知道我有变性的欲望的。
在我教学的日子里，有一位年轻漂亮的意大利话剧女演员爱上了我，她给我写情书，给我寄照片，把我吓得要命。我对我的女室友说了这事，让她打电话给这位女演员，说明了我的心理情况。但对方仍然不相信。而且，喜欢我的女性很多，她们一说爱我，我就浑身发抖。这种心理感觉，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总有这样的情形：
我对她们说：“我喜欢男人。”
她们说：“哎呀，你是同性恋啊！”
我说：“我不是同性恋。”
我的这种心态，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这跟我跳现代舞的境界很相像。在意大利，我是很招惹人的。因为我在意大利的品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所以，我的穿戴、仪表，都有了变化。也许正是这样的变化，把我内在的优良素质衬托出来了。人们一直在我性别上犯错误，都认为我是一个女孩子。但从女孩子的性情当中又能找到男孩子那种果敢。这是最让人兴奋的。
后来，我要做手术的时候，和意大利的朋友通电话。
意大利的朋友说：“你看，你没有做手术前，男人也喜欢你，女人也喜欢你；如果你做了手术后，男人不喜欢你，女人也不喜欢你，你可怎么办啊？”
我说：“顺其自然吧，该是怎样就是怎样。”


1991~1993：欧洲之旅罗马的浪漫艳遇（1）

在意大利，收获是非常大的。经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我知道了自己今后该怎样去生活。在意大利，中国人基本上是开餐馆的。我经常去餐馆、酒吧玩耍。有一天，我到一个叫“衣架”的酒吧去玩。酒吧名字很怪异，其实，这是一个同性恋酒吧。
我正看着MTV，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哎哟，这里的MTV比美国好看多了！”
他说的是英文，令我感到很亲切。因为在意大利，人们基本上都是讲意大利语，很少听见有人说英文。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中年意大利人。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加拿大来的。”经过一番了解，我才知道他叫卡罗，原来是意大利人，12岁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并在加拿大受教育，现在是一个心理医生。卡罗很有修养，待人特别亲切，他有非常迷人的笑容。我们聊得非常开心。我们用英语沟通，时常夹杂点意大利语。当时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他啦。
卡罗说：“今晚我们能在一起吗？”
我说：“可以。”
“我可以到你家去吗？”卡罗问。
我说：“不行。我和室友在一块居住，这样会对她不尊重的。”
“那到我的饭店去吧！”卡罗提议。
我说：“我不要去。到你的饭店，我们云雨过后，从你的饭店走出来，总觉得不太好。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卡罗说：“那好，你跟我来。”
卡罗领着我出去了。先到他的饭店结好账，然后拎出两个箱子，找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卡罗：“我们要去哪里？”卡罗说：我们俩出去找一个饭店。我说：“那我得回去拿护照做登记。”
于是，卡罗开车带我到了我的楼下。我上电梯，进了房间。室友已经睡觉了。她问我：“你拿护照干吗？”我说：“有艳遇了。”她说：“哦，是到饭店去吧，去吧。”
我和卡罗进了饭店，登记好后，我们进了房间。卡罗告诉我，他结婚已经15年了，他的妻子是个美术教师，叫苏珊。他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我问他为什么，卡罗说：“我既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我问他：“你以前经常和男人发生关系吗？”卡罗说：“没有，我只是找一些男人按摩。今天，我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过夜。”当晚，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融洽极了。他没有想到我们俩会那么和谐，我也没有想到和卡罗会有这样和谐的性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看见卡罗坐在我旁边凝视着我。他眼神里装着的寓意特别多。那是星期天的早晨，外面飘着小雨，卡罗下午就要乘坐飞机返回加拿大。临别前，他给我一张名片，还问我要电话。我没有给他。我说：“有机会我们再联系吧。”卡罗挺恋恋不舍的。我看外面下着雨，下午我又没什么事，就说：“你一个人去机场怪没意思的，我送你去机场吧！”
我把卡罗送到机场，和他拥抱后道别了。一个月以后，我又到了“衣架”酒吧。调酒师迪爱苟见我进来，问：“你上哪去了？”我说：“我工作忙，上外地演出去了。”迪爱苟说：“有一个先生天天打电话来找你，这是他给你留的电话和名字。”
我接过一看，地址是加拿大，署名是卡罗，就立刻给卡罗打了个电话。卡罗一接电话，兴奋地说：“哎呀，我可找到你了。我打遍了罗马俱乐部和酒吧，就是为了找你啊！”我说：“你找我干什么啊？”卡罗说：“我爱上你啦！”我说：“是么，不会吧？”卡罗说：“是的。我爱上你了，我可以去看你吗？”我说：“可以呵。可是，你在加拿大，我在罗马，很远啊！”卡罗说：“只要能见到你，再远也无所谓。”
第三天，卡罗从加拿大飞到罗马来了。那一个星期，我们俩坠入了爱河。卡罗跟可雷不同，可雷完全是一种乡村式的质朴，没有什么文化。而卡罗则是文化、品位、性感，什么都有。
以后，我和卡罗经常打电话、通信。只要卡罗到欧洲开会，他都会拐到罗马来看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演出，总会在演出前收到一大捧玫瑰。这都是卡罗打电话给罗马的花店，用信用卡支付费用，让花店派人把花送到我的手中。
同事们都很羡慕我，说有人送玫瑰花。送玫瑰花是很讲究的人做的事。卡罗问过我最喜欢什么颜色，我说是紫色。可是没有紫色的玫瑰。卡罗很聪明，买了一大袋白玫瑰，带子里装了一小袋紫色的染料，并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找遍全世界，都没有找到紫色的玫瑰，你如果实在喜欢紫色，你就把这些白玫瑰花拿回去染了吧！


1991~1993：欧洲之旅罗马的浪漫艳遇（2）

我当时看到卡罗写的纸条，忍不住笑出声来。我是8月13日的生日，8月1日开始，我每天都能收到卡罗的贺卡，卡片上虽然只有一两句话，但每张卡片的颜色和图案都不相同，制作工艺也都很精致。我现在仍然保存着这些卡片。到了8月13日这天，我共收到卡罗13张卡片。我问卡罗：为什么要送我这么多生日贺卡呢？卡罗说：你把每张卡片右下角的字连起来，念一下。我把卡片右下脚的字连起来一念，原来是：我永远爱你。
多么浪漫的祝福啊！直到现在，我所有的女朋友都说我是被欧洲男人宠坏的女人。所以，我回来以后，很难找到中国同胞做我的恋人。这完全是两种文化。但女人需要这些，如果两者之间能融合一下就好了。
有一次，卡罗给我寄来一封信，信瓤是一张菜谱。内容是告诉你怎样炒土豆饭。里面有菜、肉、海鲜等物，把他们与米饭搀和在一起。因为我们俩经常开玩笑，他把我比做大米，我把他比做土豆。这封信的巧妙之处是，卡罗把我和他在意大利相识的过程，通过这张菜谱写出来了。
太高级了！他信上说：原料，中国的大米和意大利的土豆；作料，需要一张很好的床，很干净柔软的床单，一定要用音乐的背景衬托着，灯光在多少多少度等。整个描述，全是做爱的过程，但是，你看着又像是做大米饭的感觉。这种文化的浪漫，真是让人感动。
后来，我从意大利搬到比利时。有一天晚上，我给卡罗讲，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卡罗到比利时来看我，而且什么也没有带，从飞机下来，拿了13听可乐站在那里。我说：“比利时不是没有可乐，你带那么多可乐干吗？”我们俩顿时笑开了。过了两三个月，我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卡罗又要到欧洲开会。这天，卡罗到布卢塞尔来看我。从机场一出来，手里就拎着13听可乐。卡罗把我做的梦变成了现实，我觉得浪漫极了。我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浪漫。
从认识我那天起，卡罗就开始与他的太太分居了。卡罗说，我不能欺骗另外一个人。后来，我和卡罗的太太通了电话，我说：15年前，你爱上了这个男人，并跟他结婚了；15年后我碰到了他，他爱上了我，我爱上了他，但这都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这是一种感情。但是，请你放心，我不会从你的身边夺走他的，因为，我不是他最终想要的东西。
卡罗第三次到比利时来休假时，我正在一座名叫布卢士的小城市里。这是一座小水城。我在布卢士的一所大学里教现代舞课。卡罗跟我一起来，看我上课，给我和我的学生拍照片。那一天，我们俩交谈得特别多。当时，我对他谈到了我要做变性手术的事情。
卡罗问：“为什么？”
我说：“我是个女人。你是个同性恋。”
卡罗说：“不，我是个双性恋。我有老婆。”
我说：“不，你的老婆只是作为你的一个社会形象出现，而你的内心世界，还是需要一个男人来陪伴你。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马上就要做女人了。你爱的是作为一个男孩子的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卡罗见我把他的内心世界掏开了，便对我说：“我是别人的心理医生，你是我的心理医生。”
我说：“中国有句话，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家。我不想做第三者。你需要找个男人，但不是我。”
我的话刚说完，卡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哭得特别伤心。跟我分手的男人都哭过。我觉得男人哭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美。不是那种号啕大哭，而是有种静静的神态，眼泪慢慢流下来。他坐在你的对面，旁边是一条小河，河水缓缓流动着，环绕着古香古色的小城，这些物景衬托着男人流泪的情态，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
我跟我的一些男友分手，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了爱，而是生活所迫，一个要往这个方向走，一个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和卡罗临分别的时候，卡罗也留给了我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有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心。”
卡罗给了我真正的爱情。在爱情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浪漫。我对爱是200%的付出，从不需要索取。当你付出时，对方也在同时付出，这就是真正的爱情。真爱，需要双方付出，而不是一方付出，一方索取。爱情就是需要彼此为对方完全付出，没有付出而只想得到，无论感觉多么好，肯定不是爱。


1991~1993：欧洲之旅母亲，我回来了！

我坐上了国航直达北京的班机。飞机上乘坐的旅客，60%是中国人。空中小姐推着食品车走在过道上时，见到外国人，语气都非常轻缓委婉，完全是那种训练培养出来的礼貌用语。而一推到中国人面前，态度马上变了，冷冰冰地问：“你喝什么？”
我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非常不平。心想，你也是中国人，何必冷淡自己的同胞而取悦外国人呢？当小姐推车到我面前时，她看了我一眼，仍然用冷漠的口气说：“喝什么？”
我故意装着听不懂的样子，用英语回答她。小姐看了看我的穿着，又问了一句：“喝什么？”我仍然摇了摇头，用英语回答她。
小姐看我真听不懂她的话，以为我是一个日本人，马上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用亲切的口气问：“先生，你是喝点茶，还是喝点啤酒？”
我当时立刻用纯正的东北口音回答了她一句：“橙汁。”
我这么一回答，机舱里的中国人全笑了。小姐立刻臊了个大红脸。我说：“你们见了外国人怎么跟孙子一样？见了自己本国人怎么跟地主老财似的，要给我们施舍什么似的？你们怎么能这样？”
小姐什么话也没有说，推着车就走了。这一路的旅程，这位小姐一直就没有到我乘坐的机舱里来服务。我为之而感叹不已。
到了北京，走出机场，第一个感觉是：兴奋。我妈妈来接我了。我和我妈妈的性格都很坚强。虽然七年没有见面，但我们没有流泪。只是我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许多。
那时还是老机场，我到机场的第一个感觉是：祖国，我爱您，可您也太脏了！
回到妈妈家，第一天晚上，最大的感受是睡觉睡得香。自从离开祖国到国外谋生，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在国外睡觉全都是生理需要，每天要休息睡眠，但是心里不踏实。回到妈妈这里，我感到天塌下来都没有关系，有一种归宿感。我突然明白了那些老华侨为什么非要叶落归根。在国外，你是在别人家生活，你是把别人家好的东西借过来享用一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的感触特别深刻。
有一天晚上，我试探性地问我妈，我说：“妈，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妈妈问：“什么事情？”
我说：“你看我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谈过恋爱，你不觉得奇怪吗？”
妈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我说：“我是把精力放在事业上的，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说，你不觉得我更像一个女孩子吗？”
妈妈说：“是啊，你比你姐敏感多了，你的心很细腻。”
我说：“其实，我应该是一个女孩。”
妈妈说：人们不是老叫你女孩子吗？”
我说：“不，妈，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孩，我要做变性手术。”
我妈妈听了这句话，居然只是很平静地说：“怎么做啊，会不会把身体搞坏了呀？”
我说：“不会的，现在国外有很多的人做了这样的变性手术的。”
妈妈担心地说：“做了这个手术，你还能跳舞吗？”
我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妈妈说：“那就找个好医生。”
我和妈妈之间的这段对话特别自然。
我说：“妈，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妈妈说：“唉，把你一直当儿子养这么大，突然要做女儿了。这做女孩男孩都没有关系，还是我的孩子嘛。只是不要因为手术，把身体搞坏了。你的身体不是挺健康的吗？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我说：“我身体虽然健康，但我的心理需要调整。”
我和妈妈谈完这些话以后，妈妈就开始注意报纸上有关做变性手术的事。她还把一些有关变性报道的事剪辑下来，想尽办法为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1993~1997：重回故国做个真正女人（图）


过了1995年春节后，医院来电话，说高干病房有位子了，你住院吗？我听说后，大年初一就收拾行装，去医院了。成方圆知道我要做变性手术，还劝我说：“你现在不是可以吗？干吗要做那样的手术？”我说：“我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命只做到可以，我要做就要做最好的，做到极致。”
临进医院那一天，朋友们来送我。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小明，他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一个记者。从1993年《半梦》开始，他就开始跟拍我。他说：“我要记录你的生活。”
妈妈送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她这是在看儿子最后一眼，下次见到我，就是女儿啦。妈妈伏在门口的墙上哭了半天，她的内心是复杂的，她为我承受了很多痛苦。但妈妈很刚强，她不会说出来，她会支持，会让时间去消化。
在去香山医院的路上，我流下了眼泪。我是在感慨，我的这一生，让妈妈承担的太多；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就要告别自己的男儿身，同时也在感谢我的男儿身曾给了我28年的好经验。
我的朋友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做变性手术。因为我平时从来没有像娘娘腔似的说话，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就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从不扭捏作态。那些扭捏作态的是假女人。我做女人不是追求外在的东西，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区别。我的生理状况完全是男人的结构；可以勃起、射精、产生性交的欲望，但我从来没有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我产生性交欲望的对象，始终是男人。男人进入我的身体，我能达到一种快感，而当男人要求我进入他的身体时，我会产生反感，马上会阳痿。
我的角色是个女人。
这跟同性恋没有关系，而且，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心理生存在男人的肢体里面。这种心理是非常特殊的。在没有变成女人之前，我的体毛是很重的，比一般男人的雄性特征还要明显。我是个串脸胡子，跟女孩跳舞的时候，女孩们还时常感叹，说我好性感。很多男孩子还羡慕我，说我的生殖器比一般男孩大。我还开玩笑说：“羡慕什么，放到我这里浪费了。”我的男性生理一切正常。我19岁时，经常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面前。我如果是一米八的身材，长得粗壮，我就不做手术了。但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女人的脸庞和女人的骨骼，所以，我毅然选择了变成女人。
我住进了北京香山医院中二病房。办完住院手术后，我又去北医三院去做心理检查。医生拿来一个册子，里面有1000多个问题让我来解答。回答很简单，是，还是不是。这都是些细小的琐事，有些问题是在重复地提问。这1000多个问题，如果回答对有60%的正确，你就有女性的倾向，但不适合做手术；过了75分，偏向女性，可以通过治疗纠正过来；过了80分，基本上达到女性标准，可以做手术了。我的分数算了一下，94分，医生说：你去做吧，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很理性，很多问题翻来覆去问，我都回答得一模一样。


1993~1997：重回故国父亲说：28年后，你找到了自己

我拿着心理测试单回到医院。医院看后，觉得做手术没有问题。但在做手术之前，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份证。我住院是以男性身份登记入院的。而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身份证如果没有变过来，是很大的麻烦事。这个时候，我就要跟我父亲摊牌。
正好，我的父亲到北京出公差，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住院了。”
父亲说：“你住院干什么？”
我说：“治病。”
父亲问：“你得什么病了？”
我说：“你到医院来吧。”
于是父亲坐车来到香山医院。见了我的面，他问：“你是被烧伤了吗？怎么到整形医院来了？”
我说：“我要做变性手术，我要做女人了。”
父亲抽枝烟看着我，愣了两分钟，说：“总算对上号了。”
听了父亲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算对上号了？什么意思？”
父亲说：“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女孩子。28年以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对上号了，祝贺你！”
我在心里感叹道：原本我以为父亲的反应要超过母亲反应，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传统军人，而且，在父亲的三兄弟里，惟独他生了个儿子，金姓家族后嗣还要靠我来延续。我现在要改变性别，对父亲可能是一个打击。没有想到父亲如此开通，令我惊喜万分。
父亲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说：“你回去把我的身份证改过来吧！”
父亲便拿着我的身份证回沈阳了。他来到派出所，说：“我的儿子要变成女儿了。我是来给我的孩子改性别的。”
户籍科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父亲说：“那你现在就开始写历史吧！”
户籍科的人便把我的性别改了过来。
父亲打电话给我，说：“身份证给你办好了。”这时，我的心才完全安定下来，准备开始做手术。
手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胸部手术。这是经过外科手术进行隆胸。这也是杨主任最拿手的。杨主任让我选择隆胸硅胶材料，问我是做200克、250克还是300克。我先是挑了一件大号的。杨主任说：“太大，会影响你跳舞的。”我最后挑了200克和250克的。然后，我对跟拍我的记者朋友蒋越说：“明天我做手术，麻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到时请你帮忙用一个男人的眼光看一看，是200克的好呢？还是250克的好？”蒋越说：“当然250克的好哦！”
第二天进行隆胸手术，跟拍的记者都穿上了白大褂，为了拍摄效果，手术室又增加了一些灯光，显得非常明亮。手术过程很顺利，硅胶假体完成后，我被送到病房。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发现胸部的曲线变化了，我又接近了女性一步。
第二部分手术，是去掉毛发和喉结。去掉喉结的软骨时，我虽然打了麻药，但始终处在清醒状态。因为这个手术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我今后发声。所以，医生边做手术，边让我发出声音，直到成功地将两片软骨切割掉。我的喉结平坦了，消除了男性的特征。
下面是最痛苦的手术。为了彻底去掉毛发，必须把细胞里的毛囊破坏掉。要去掉嘴上的胡须，就要从嘴线处把肉皮翻开，然后，一根一根把毛囊剔出。但是，医生说：“我今天不能给你打麻药，一打麻药，你的嘴唇会肿，这样会影响缝线，容易缝歪。”我说：“那就不打麻药。”
手术开始，肉皮翻开一瞬间，钻心的疼啊！接着，一针一针剔出毛囊，这种疼痛又钻进了你的骨髓里。最后，缝合30针，前几针还很疼，过后几十针，我都不觉得疼痛了。一个摄影记者当时看了都晕过去了。我的朋友轻轻抚摩着我的手，传达着他们的安慰。手术过程中，我没有叫一声，因为我如果叫喊，会影响医生的情绪。手术完成后，我的朋友们说：“金星，你比江姐还要厉害啊！”当时，我完全是一种意念：你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过这一关。我一定要挺过去。
杨主任给我做手术时很专注、精细。一个护士对我说：“杨主任给你做手术每一针都像绣花似的。”是的。原本两个小时的手术，她做了近四五个小时。
手术过程中，我掉了眼泪，这并不是痛苦的眼泪，而是因为护士漫不经心，把很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时落下的泪水。我是清醒的，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两个护士在聊天，当杨主任问她们要剪刀时，她们把一把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杨主任生气地说：“这么钝的剪刀，怎么能够用呢？”我们的护士太不敬业了，我为之感到伤心！这是我落泪的真实原因。
前两部分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准备做第三个手术的时候，杨主任犹豫了。杨主任说：“金星啊，还做下去吗？”我说：“杨主任，你是什么意思啊？”杨主任说：“你看，你的胸做完了，胡须和喉结也没有了，从外形上看，你完全是个女人了，你平时穿上女性的衣服，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吧！”我说：“杨主任你是在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回事？这可真是男不男、女不女啦！我可不是泰国的人妖！”
杨主任说：“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我说：“我考虑好了。”我反复做杨主任的工作，给她增加信心。杨主任以前做过刚出生不久的双性人手术，但像我这样的变性手术从来没有做过。我从比利时带回来一个比较先进的手术方案，跟杨主任一起商量。我说：“我的生理条件和外国人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于是，杨主任他们结合我的生理情况，制订了一套新的手术方案。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个新的课题。


1993~1997：重回故国凤凰涅磐（1）

4月5日，清明节。那天谁都不做手术，说不吉利。我说：“他们嫌不吉利，我做手术。”护士说：“金星，你要知道4月5号是清明节啊！”我说：“清明节怕什么？清明嘛，把多余的清除了也就明了啦！清明节做手术，是个好兆头。”
做手术的前一天，杨主任给我做检查，说：“你有多大把握？”我说：“50%。”杨主任问：那另外50%呢？我说：“我交给上天了。老天爷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
杨主任摇了摇头。她看我这么坚决，这么清醒，没有任何犹豫，也只好认了。
第二天，履行手术前的责任签字。医生把责任单给我看了，里面有很多出现意外后果由自己承担的风险。我大略看后，毅然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时候，我真的把自己交给了老天爷，看老天怎么安排我今后的命运。
我是早晨9点进入手术室，全麻，整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其中，我发生大出血四个小时，找不到血源，血直往外冒，只有不停地给我输血。这真应验了我有血光之灾。杨主任也辛苦，她跪着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手术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我是坐在生孩子的架子上做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没有锁好我的左腿架子，架子跑脱了，滑到我小腿的肌肉上，卡住了血液向下流通的渠道，血液不循环了，肌肉高度痉挛。我的腿是被蒙住的，但护士16个小时都没有检查我的腿的温度是否正常，小腿破了。16个小时后，我还在手术室做观察。我醒来一看，左小腿肿得比大腿还要粗，五个脚指甲盖，变成了五个小点，深陷在肿胀的肉里面。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左小腿始终处在麻木状态，这种麻木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看到这种状况，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跳楼了。”我没有想过我的伤口多疼，我只想着我的腿给毁了。但我动不了，我被绑住了，起不来。观察期过了，我被送回了房间。这时，医生全来了，看着我这条腿。我问医生：“我的腿是怎么回事啊？”医生们经过检查，发现是一起医疗事故。
第二天，我的小腿肿得跟镜面似的，皮肿胀得亮亮的，如果用针一扎，就有一种爆出来的感觉。杨主任把神经科、运动科的医生叫来会诊，然后到隔壁办公室开会。我妈妈也参加了会议。诊断结果：小腿肌肉到脚指尖神经全部坏死，很难恢复，即使恢复过来，也是一个瘸子。
妈妈听完诊断结果，哭得跟泪人似的。妈妈一边哭，一边说：“金星跳舞跳得不好也就罢了，她跳舞跳得那样好，跳舞就是她的生命，这样的打击，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
杨主任对这次不幸的医疗事故非常内疚，直感叹：“我作孽啊！我作孽啊！我把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给毁了！”其实，这不是杨主任的责任，是护士的责任。我躺在床上，能听见隔壁开会的声音。我想：这是为什么？难道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吗？不会，如果选择是错误的，应该在下面的手术造点麻烦。但下面手术都很成功，为什么我的腿会这样？难道不让我跳舞了吗？不会的，也许好事多磨，老天爷也许是在考验我一下，看我能不能够站起来。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来看我。他们都听说我的腿坏了，出医疗大事故了，把一个舞蹈家给毁了。一个星期时间，杨主任瘦了七八斤。她每天从家里给我送来吃的，一直向我表示歉意、内疚。我也看不过去，这虽然不是杨主任的责任，但杨主任是负责这台手术的，医院责成是她的责任。我为杨主任抱不平，医疗体制不健全害了我们，我知道当时手术时护士的态度，责任应归在护士的身上。
我在纽约最好的姐妹汪燕燕回来了，她来医院看我，一进门，看到眼前的情景，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汪燕燕说：“金星，你是怎么啦？”
我手术后的身体状况确实很虚弱。大出血，伤元气，体重由原来的120斤减到96斤。我躺在床上时瘦瘦的，被子盖在我身上也平平的。汪燕燕看了我的腿，把医生全叫来，大声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把一个跳舞的天才给毁了！”医生做解释，汪燕燕不听，她说要打官司！你们得赔偿！汪燕燕回北京后打电话，花钱从美国把最好的律师朋友请来了。我劝汪燕燕说：“不要打官司了，这不是杨主任的责任。”汪燕燕说：“金星，你已经残废了，不能跳舞了，你如果不打官司的话，你将来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平衡的。你打赢了官司，将来还有点钱，保证你后半生有依靠。”
我说：“好吧，那就打官司吧！”我的腿起诉是赔偿一千万。想想看，一千万，那还不得把整个医院给卖了。怎么可能赔一千万呢？一千万还只是个数目问题，如果这个官司打起来的话，杨主任的博士头衔、博士后导师，一切荣誉都将没有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犹豫。不打官司，心里也的确不平衡；打官司吧，又对不起杨教授。因为，这不是杨教授的责任。


1993~1997：重回故国凤凰涅磐（2）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半个月时间的思考。那时，我一直躺在床上苦苦煎熬着。我的腿非常痛，这种痛像是有千万根针扎着我的小腿肚一样，我只好要求护士给我打杜冷丁止痛。打了杜冷丁，我可以睡上一天。连着打了两天，当第三天我要求继续打的时候，护士拒绝了我的要求。
护士说：“天天打杜冷丁，上瘾了怎么办？如果继续打，病治好了，你就成毒瘾了。”
我疼得没有办法，要求护士给我再打一针。
护士说：“好，就再给你打一针。”
这一次护士是在骗我，她给我打了一针蒸馏水。由于心理作用，我当时感到舒服多了，竟慢慢地睡着了。
后来，护士每天就用打蒸馏水的办法骗我，但我仍然被蒙在鼓里，以为打的是杜冷丁。
一天，我看着我的左脚，内心里叹息不已。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难道结局真是这样的吗？我的脚好不了了吗？我用意念盯着我左脚的中指，看了它好一会儿，看见它微微动了一下。我兴奋了！心想，还有希望，我要让小腿的神经慢慢苏醒过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要有信心，把这个过程坚持下来，恢复小腿的功能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马上打电话，让律师撤诉。
然后，我把医生叫过来，让他们赶快为我医治这条腿。我的腿能恢复过来。医院没有运动医学，他们专门派车把我送到北医三院去治疗我的腿。三院的主要治疗手段是扎电针灸。用电针灸刺激我腿部的神经。治疗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开始下床活动。但还是不能走路，我只能坐轮椅到户外活动。我讨厌坐轮椅，便开始拄拐杖；从双拐变成单拐，从单拐到甩掉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只是我的腿的痛苦，而更痛苦的是做下身的手术。为了阴道伤口的愈合，不能解大便，所以，我只能吃流食。痛苦的是阴道换纱布，每天要把堵塞进阴道的纱布抽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填塞进去。抽出来时，那种连着肉的疼痛，钻心的疼痛，就像是把你体内的一团肉给撕扯下来。医生说：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就这样，我每天都得做一次炼狱般的“人流”。
由于做了阴道造型手术，我必须依靠导尿管往外排尿。一般插导尿管最多插两个星期，而我插了两个半月。为了保持今后不失去排尿功能，我每次用夹子卡住导尿管，等自己有了排尿感觉，才把夹子松开排尿。一个半月，要换导尿管。尿管抽出来的感觉，疼得我失声叫了起来！这种痛已经无法形容，而换上新导尿管再插进去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更难以言说。新导尿管换上后，由于尿管插得过于靠后，顶着膀胱壁，致使尿管堵塞。当天晚上，我尿不出来，我的肚子胀得发痛。我喊医生，医生帮我按摩肚子，按一下，出来一点尿，按摩了一个半小时，尿才全部排完。第二天早晨，我的肚子又鼓起来，仍然排不出尿。我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来了问：“怎么回事啊？”这时，我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我说：“可能是导尿管贴在膀胱壁上了。”医生说：“是吗？”我说：“你试一试吧，到治疗室给我拔出来一点点。”
我被抬到治疗室，医生把导尿管只拔出来一丁点儿，我的尿便顺利排泄了出来。过了20天，我开始进食，又要过解大便这一关。我的病腿不能弯曲，只能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另一条腿支撑着身体。我的手还得堵住阴道的棉纱，不让它掉出来。就这样，解一次大便，我得出一身汗。加上病后虚弱的身体，每一次大便完，从厕所走回病房，得15~20分钟时间。爬到床上休息半天才能够缓过气来。
白天，我静静躺在床上思考。经过这一道关口又一道关口的磨难，我想，死也不过如此。我看淡了很多事情。这次再生之后，我突然发现，人进医院是件好事情。虽然肯定会有痛苦，但这种痛苦能让你生命的脚步自然而然地慢下来，平静地思考一下，不再疲于奔命。无论你多么有权有势，在医院，你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你怎么也动不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993~1997：重回故国我做妈妈了！（图）


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夏天，8月13日，我过33岁生日。16日，我给我妈妈打电话，听见妈妈的声音与往常不同，很平静。我问妈妈：“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妈妈说：“没有。”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说：“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啦？”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你问到这件事，我就告诉你：你当妈了。”
我当时一听，在心里感叹了一声，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算命的时候，说我33岁当妈。我那时还没有做手术，是个男人，怎么会当妈了呢？我只是当成笑话听。如今，我刚过完33岁生日，第三天就接到电话，知道我当妈妈了。这真是天意。我问妈：“孩子怎么样？”妈妈说：“很健康。”我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说：“男孩。”
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坐在飞机上，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不在乎孩子是漂亮还是丑，孩子健康就好。我回到家，第一次抱起我的儿子的时候，我浑身都发软了。孩子在梦中冲我一笑，就在这天真一笑的瞬间，我意识到：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进入母亲的角色。我非常感谢上苍，这是生命中上苍给我的最大奖赏。因为老天相信你，把一个生命交到你的手里，证明你经过33年的考验，你有能力和责任去抚养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到我手里的缘由也特别奇特。我的儿子是2000年7月29日在北京出生的，是一女兵和一个军官生下的孩子。军官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女兵是一个南方女孩，军官是一个北方男人。他们有了恋情后，女孩怀了孕。南方女孩比较倔强，想着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军官一定会和自己结婚的。这女孩到了北京，把孩子生下来了。而军官是不可能离婚的，他把女孩给抛弃了。
一个正在服役的女兵，怎么能够养孩子？她没有办法，孩子出生的那天，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准备送给别人。就在孩子出生的同一天，我妈妈去孩子出生的同一个医院去看她的老战友。从老战友的口中得知，隔壁有一个孩子要送人。在中国，重男轻女，送女孩的较多，送男孩的就比较少。这时，医院的很多护士和医生都想要这个孩子，但这个女兵抱着孩子不放手。
我妈妈想着凑热闹，就去隔壁看一看。看了孩子，对女兵说：“我能抱一下他吗？”
女兵看我妈妈满头银发，很有风度，就把孩子交到我妈妈手里。
当我妈妈抱起孩子的时候，孩子正在睡婆婆觉，但在我妈妈抱起他一瞬间，孩子便闭住眼睛笑了，模样非常可爱、生动。
女孩问我妈妈：“阿姨，你要这个孩子吗？”
我妈妈说：“你能给我吗？”
女孩说：“阿姨，你这么大年龄，怎么养这个孩子？”
我妈妈突然想到了我，说：“我家有个二女儿，她不能生孩子。”
女孩说：“那太好了！”
女孩说着把买的两件小背心给我妈妈，签了字，转身就走了。
我妈妈拉住女兵，说：“这样不行，你刚生了孩子，身体要紧啊！”就拿了5000元给这个女兵。
女兵不要，说：“我可不是卖孩子啊！”
妈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刚生了孩子，需要补养，这钱拿去补养身体吧！”
女兵收下钱走了。
我妈妈守着孩子在医院里观察了三天，便把孩子抱回家了。妈妈起先不敢对我说，在家养了两个星期后，才告诉我。
我有了儿子，这是生命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生命。我抱儿子的时候和以前抱孩子不一样。我感到自己的肩上有了责任。我要对这个孩子负责。从这个孩子身上，我对妈妈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开始牵肠挂肚了。我懂得了小的时候，妈妈为什么那么多的唠叨、那么多的担心。我姐姐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给我打电话，就说：“咱们得对咱妈好一点，生孩子太不容易啦！”
当我抱起孩子时，责任便落到了我的肩头。我会经常惦记他，在街上看到任何一个孩子，我都会想到自己的儿子。而且，为了孩子，我会放弃很多事情。以前，我是中心，现在，孩子是中心。这一辈子哪怕我没有男人，男人再也不在我生活里出现，我都不会抱怨的，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珍贵的生命。也许，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一个男人适合我，而上苍有便要我用自己的智商和才华去塑造一个优秀的男人出来，所以，把这个生命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妈妈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强烈的母性意识。我第一天给孩子换尿布的麻利和熟练程度，连妈妈看了都吃惊，妈妈问：“你是跟谁学的？”我说：“这有什么可学的，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去做。”
有了儿子后，每次我从北京回上海之前，都要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放给孩子听的音乐，给我妈妈安排好。音乐有柴科夫斯基的、贝多芬的、邓丽君的，还有二胡等许多著名的背景音乐，以此对孩子进行熏陶。而且，有时周末晚上，我几乎不睡觉，只是盯着儿子看上一宿。这些都是我做了母亲以后才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作为女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做一次母亲。只有这样，这个女人才是真正完美的。女人结不结婚没有什么，但必须做一次母亲，没有做过母亲的人，是非常遗憾的。


1993~1997：重回故国金星：舞出生命的美丽（1）

我的生活，我的很多举止总会被人们议论，也会被误解，人们很难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很少解释。这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我是狮子座的，别人伤害了我，我舔一舔自己的伤口，继续朝前走。这是狮子，它不跟其他幼小的动物较量。这真像我的性格。而当你和某个人计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到了和他对等的位置。
为什么我做了手术以后，生活各方面越来越好？那是因为我在28年期间，在上天那里存储了很高的分数。我没有害过人，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也不去报复，不去计较。当你生命自然需要的时候，这些存储的分数都会出来帮助你。我特别相信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的很多做法和态度，都交给了时间去考验。时间能向人们说明很多问题。十多年了，我还在舞台上从事自己热爱的艺术。即使中间有过许多磨难和屈辱，我都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
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4岁以前犯错误，我可以给予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人过了25岁再要犯错误，我是不给任何机会的。24岁以前要允许你自己犯错误，从错误当中，你能学到更好的东西。别人告诉你的判断，永远是别人的；你自己一定要经历过，允许你自己犯错误，才能得到自己的感悟。你犯错误没有关系，但你不能违反道德、法律和游戏规则。人活得好坏，全在于你自己。
艺术应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很多朋友对我的期望值很高，经常对我说：“金星，你怎么最近不出新作品？”我说：“我不是仙人，在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思维允许我大脑空白。我不是个机器，艺术也不是工厂，必须在某个钟点按部就班拿出东西来。我需要吸收营养，创作的思维需要有不断的养分充实进我的脑海，然后，让我的天分自然流露出来。”
所以，我对自己创作思维很清楚。当我有灵感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当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休闲下来，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阳光。有的朋友会问我：“你孤独吗？”我说：“谁不孤独啊！所有人来到人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陪着你，那就是你的母亲；你走的时候，永远是一个人走。无论你在世的时候是多么有钱，而最终到死亡的时候是最公平的。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回去。这是一个圆的循环，是一种生命的规律。认识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就可以从中明白许多人生规则。所有的金钱和物质，都应该为人服务。如果人只为了金钱和物质活着的话，他的生命是最没有价值的。你给我一千万，我能过得很好；你给我100元，我也过得不差。钱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你为它服务。我特别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个出色的演员，拥有这种心态，非常重要。谁不想做最好的，但我尽量在我的范围中做最好的。但我也要想到还有比我更好的。当你发光的时候，比你更好的也许在你的另外一面。这种江山轮流坐的心态，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我对自己惟一的要求就是：时刻准备着。每次机会来了你都能撑下去，当你把这个机会撑破了以后，更大的机会就会在后面等待着你。如果你的能力把更大的机会又撑破了，证明你还能往上走。但也不要忘了：高处不胜寒。
我预料到了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因为我是金星。金星是最亮的一颗星。周边是没有其他星星的，我是最孤独的。孤独不是件坏事情，问题在于你怎么把孤独变成一种质感，变成你的朋友，并和它对话。这是一个人的修养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痛苦和幸福是一家人。


1993~1997：重回故国金星：舞出生命的美丽（2）

在中国，我的舞蹈、话剧表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我是比较遵循人为自己活着的道理。我赞同自私，但自私是要有个限度的。自私一定要在一个道德范围之内，你可以自私，但不能损人利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句话。不过，这个自己的空间是有范围的，是有个道德标准的。
我的人生准则是顺其自然。虽然我做了一件不自然的事情，但我觉得也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我对我的选择只有两个字的评价：诚实。你可以骗朋友，骗自己的丈夫，骗自己的父母，但你千万不能骗你自己。连自己都要欺骗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人生。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我应该是女人。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在这个女人当中，包含了女人、情人、母亲、明星、演员等各种各样的角色。但这些都不重要，我要对金星两个字诚实，对自己的生命诚实。而这种选择是在不影响他人，不破坏社会的情况下做出的。我认为，这种选择应该是值得尊重的。
别人谈论我，议论我，是很正常的、自然的。能理解我的人，我非常感谢他；不能理解我，时间会让你们理解。但是，我始终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诚实的事。我有个绰号，叫“玻璃鱼”。我一些要好的朋友都叫我“玻璃鱼”，说我是透明的，可以从骨头缝里看见一切。我的爱憎非常分明，我最大的特点是敢于承认错误。当我认为对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我。
著名诗人于坚曾对我说过一句话：“金星，你是全中国心理最健康的一个人。”
我非常感谢于坚的这句话。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奖赏。生理健康做起来很容易，要做到心理健康就得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
不要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我在国外经常鼓励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你坚持下来，出路就在你的眼前。中国古老而博大精深的文化给了我丰富的人生财富。
有些外国人问我：“金星，你为什么不在国外发展，要回到国内发展呢？”我说：“我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中国的舞台是多么宽广啊！我在中国能做得最好，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去？”
我很欣赏国外的文化氛围，但那永远不属于我。中国的文化大背景太饱满了。我很骄傲，很自豪，到现在为止，我保留着中国国籍。有人说：你这样多麻烦啊！我说：不麻烦，这证明你是一个有国家的人。你是一个有民族根基的人。国籍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尊严。我在欧洲，始终穿着中国的旗袍，我总是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传播中华文化的精华。
对西方的文化，我只是站在欣赏的角度。中国的文化太伟大了。我尊重生命，为生命而真实地活着。我渴望跟健康的人打交道。
很多人问我：“你将来要找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丈夫？”
我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可以。人的能力有高低，人的财富有多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本质素质。”
很多朋友说我是个阳光明媚的人。我之所以像阳光一样灿烂地活着，因为我心里有个处世的尺度：痛苦始终是留给自己的。痛苦是可以自己去消化，可以自己去咀嚼的，但你要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人们眼中的我是阳光明媚的，没有任何烦恼的。
但是，我站在舞台上，完完全全是个悲剧角色。很多人看我跳舞，不知不觉要落泪。我问他们：“是为我难受吗？”他们却只说：“不知道。”
生命是痛苦的，过程是美丽的。所以，我把这种生命的痛苦，融入肢体语言里，使人们感受到了我们共同经历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和美同时存在的。我相信自己行善积德的方式就是，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化为生命呈现在舞台上。
这本书记录了我从出生到36岁的一个过程。很幸运的是，这本书完成于我的本命年。下一本书或许15年，或许20年后见。最近十年我是不会再写书的。我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的真实、诚实。我没有夸张自己，掩饰自己，我更没有想通过这本书去教育影响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都有自己的活法，只是我们选择的方法各有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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