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栾川男子20年后打老师案正式宣判：该男子被认定犯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六个月。
关于为何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据报道，栾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常仁尧为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在交通要道拦截、辱骂、随意殴打老师张某某，并同步录制视频进行传播，引发现场多人围观和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严重影响张某某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破坏社会道德准则和公序良俗，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但就披露的案情看，我认为当事人常某构成寻衅滋事罪是比较牵强的，其辩护律师也为其做无罪辩护，但这一判决结果，实际上应该是并不意外的。
究其原因，除却我国无罪判决率极低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栾川法院已经给了答案，那就是上述的“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民意裹挟甚至倒逼司法，已经不是新鲜事物，据说京城一些大咖律师在某些案件中就十分擅长舆论监督这招。但舆论监督不是舆论执法，更不应将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作为认定“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理由。
实际上，本案之所以被舆论广泛关注，更多的是因为侮辱殴打老师的缘故，这触犯了公众内心“天地尊亲师”的传统情感和道德准则，也就出现了要求重判的强烈呼声。
可是，如果没有被广泛关注，这一行为真的构成犯罪吗？也真的会被公安机关追究吗？基于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实现惩治目的时，才有刑法介入的必要。常某的行为固然恶劣，但对其治安处罚亦足以达到惩治目的，并无刑法介入的必要。我相信，如果没有舆论发酵，本案不会作为刑事犯罪追究。
似乎越是公正缺乏，民众的宽容心理越是难寻，重刑主义心态也越是普遍。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让很多公众出现仇官仇富心态，李双江之子轮奸案、吴英案等大案中都少不了仇官仇富者要求严惩不贷的声音。似乎社会权贵人士犯罪，更容易成为公众要求严惩的目标。但越是如此，法律人越应警惕。
民意需要得到法律的尊重，但不应一味顺从。很多时候，民意也并不是民意，充其量只是网民的民意，更不一定是正确的，亦有被他人利用造势之嫌。就如本案而言，殴打曾经授课的老师，自然大逆不道，但这只是公众最为朴素的理解，或许符合道德层面的谴责，但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在庄严的法庭内，被告人不应受到道德审判。
民意呼唤司法公正，但又有意无意地影响、干预司法公正，是广受关注的案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因了舆论的关注，就去迎合顺遂民意，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当然沦陷。监督者成了破坏者，这是舆论监督的悲哀，更是讽刺。
我一直认为，司法的公正不应在个案的民意中去寻找，想要实现司法正义，既需要民意的退出，也需要法律的警惕，更需要执法者对法律本身的坚守。
栾川男子打教师案获刑令人遗憾，希望最近的热点新城董事长猥亵案不再受到民意裹挟，得到罚当其罪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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